本文是敦煌曲子词中的一首早期民间词作，写的是男女间的爱情盟誓。为了表达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全词一共使用了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表达了主人公的愿望。在主人公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夸张又不过分地强调了爱情的永固。此词圆熟流丽，挥洒曲折，富于独创性的表现方式，使得这篇抒情之作成为唐朝诗苑中的一颗明珠。
特色之一是开门见山。
全词从感情的高峰上泻落，滚滚滔滔，一发难收。芙蓉帐里、鸳鸯枕上的这位女主人公，既贪恋云雨新欢的良宵，又不能不担心现实生活中女子常遭遗弃的不幸，两种感情的撞击一下子将她推向盟山誓海的峰巅。因而一落笔，感情便喷薄而出，并外化为开门见山的结构特点，晴日之下忽然轰雷四起，以高八度唱出“枕前发尽千般愿。”“发愿”即发誓，是唐代的俗语，也是至今仍活在江南一带的口头语。发愿本来已是庄重的表示，“发”而至于“尽”，“愿”有“千般”之多，更可看出女主人公感情的激动与态度的坚决。首句切入正题，同时又有着提纲契领、笼罩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兴六事，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流出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感情的长河。
特色之二是博喻手法的运用。
为了表现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向往，词中广泛设喻。女主人公表示，除非六件不可能实现的事都成为事实，否则决不同意婚姻关系的解除。她举出的六件事是：青山烂，秤锤浮，黄河枯，白天同时见到参星和辰星，北头的斗柄转向南面，半夜里出现太阳。这和汉乐府民歌《上邪》的构思极为相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在合，乃敢与君绝！”都是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作比喻，“青山烂”与“山无陵”、“黄河枯”与“江水竭”，更是如出一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菩萨蛮》因袭《上邪》，而正好说明了它们都来自生活。正因为是来自生活，所以所用比喻尽管相似，却并不全同。“白日参辰现”与“三更见日头”，同“冬雷震震，夏雨雪”虽然都是从时间的角度立论，但前者着眼于昼夜，而后者着眼于四季。具体的写法也各有千秋：《上邪》以前后两个“绝”字相响应，五个比喻一气直下；《菩萨蛮》则以第一个“休”字引出五个比喻以后，略一顿挫，以“休即未能休”的让步副句以退为进，意思是即使以上五种假设都成为事实，要遗弃（即所谓“休”）我，也还是办不到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且待三更见日头”的新的假设。此词由于紧紧围绕着“不能休”这一中心取譬设喻，所以“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众辞辐辏，如大弦小弦嘈嘈切切，似大珠小珠跌落玉盘，响起的是一片繁富而又和谐的乐音。
特色之三是具有民歌的情调与风格。
文人笔上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纤细情感，蕴藉含蓄、欲说还休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及反复推敲、精雕细琢的炼字造句的功夫，与这首词是无缘的。此词抒发的是天籁之声，大胆，热烈，奔放，率直。意在夸张，不惜夸大其辞（如“枕前发尽千般愿”句）；为了强调，比喻的运用层见叠出；在用字上也不避重复，三用“休”字，二用“面”字、“日”字，“且待”两见而又用了“直待”。这些无不表现民间歌谣拙朴、自然的本色。南朝民歌《大子夜歌》说：“不知歌谣妙，声势由口心。”所谓“声势由口心”，是说民间歌谣独特的风情格调的形成，是由于心有所感，以口写心。这大概就是这首《菩萨蛮》语浅情深、似拙而巧，成为一首好词的奥秘。
这首曲子词落笔惊风，造势遒迈，且没有文士词幽婉曲折的风致与含蓄蕴藉的神韵，完全是情思所致，任意挥洒，恰似长河东流，浩浩汤汤。全词热烈大胆，奔放直率，似拙而新，语浅情深。首句切入正题，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列举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青山、水面、黄河、参辰、北斗、日头），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飞流直下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情感河流。其想象是宏阔而丰富的，想象的空间由地及天，想象的对象由山河到星日，以世间最雄伟的景物来比拟爱情，把爱情鲜活的生命与永恒的天地日月相提并论，形成一种奇妙而合理的类比推理：青山不会烂，水面上浮不起秤锤，黄河不会干枯，参星和辰星不会在白昼出现，北斗不会转到南面，三更半夜不会见到日头，爱情也因此绵绵无绝期。作者从反面下笔，如此类推，可谓悖理而合情、无理而曼妙，从而收到与《上邪》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效果。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这是一首访问山农的纪行六言绝句。全诗二十四字，作者按照走访的顺序，依次摄取了山行途中、到达农舍、参观焙茶和晒谷的四个镜头，层次清晰地再现了饶有兴味的访问经历。作者绘声绘色，由物及人，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景，以及山农爽直的性格和淳朴的感情。格调明朗，节奏轻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句“板桥人渡泉声”，截取了行途中的一景。当作者走过横跨山溪的木板桥时，有淙淙的泉声伴随着他。句中并没有出现“山”字，只写了与山景相关的“板桥”与“泉声”，便颇有气氛地烘托出了山行的环境。“人渡泉声”，看似无理，却真切地表达了人渡板桥时满耳泉声淙淙的独特感受。“泉声”的“声”字，写活了泉水，反衬出山间的幽静。这一句写出农家附近的环境，暗点“过”字。“人渡”的“人”，实即诗人自己，写来却似画外观己，抒情的主体好像融入客体，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短短一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仿佛分享到作者步入幽境时那种心旷神怡之情。
从首句到次句，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跳跃。“茅檐日午鸡鸣”，是作者穿山跨坡来到农家门前的情景。鸡鸣并不新奇，但安排在这句诗中，却使深山中的农舍顿时充满喧闹的世间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茅檐陋舍，乃“山农家”本色；日午鸡鸣，仿佛是打破山村沉静的，却更透出了山村农家特有的悠然宁静。这句中的六个字，依次构成三组情事，与首句中按同样方式构成的三组情事相对，表现出六言诗体的特点。在音节上，又正好构成两字一顿的三个“音步”。由于采用这种句子结构和下平声八庚韵的韵脚，读起来特别富于节奏感，而且音节响亮。
前两句可以说是各自独立又紧相承接的两幅图画。前一幅“板桥人渡泉声”，画的是山农家近旁的一座板桥，桥下有潺湲的山泉流过，人行桥上，目之所接，耳之所闻，都是清澈叮咚的泉色水声。诗中有画，这画便是仿佛能听到泉声的有声画。后一幅“茅檐日午鸡鸣”，正写“到山农家”。在温煦的阳光下，茅檐静寂无声，只传出几声悠长的鸡鸣。这就把一个远离尘嚣、全家都在劳作中的山农家特有的气氛传达出来了。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这里写日午鸡鸣的闲静，正是为了反托闲静后面的忙碌。从表现手法说，这句是以动衬静；从内容的暗示性说，则是以表面的闲静暗写繁忙。故而到了三四两句，笔触便自然接到山农家的劳作上来。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是诗人到了山农家后，正忙于劳作的主人对他讲的表示歉意的话。诗人到山农家的前几天，这里连日阴雨，茶叶有些返潮，割下的谷子也无法曝晒；来的这天，雨后初晴，全家正忙着趁晴焙茶、晒谷。屋子里因为焙茶烧柴充满烟雾，屋外晒场上的谷子又时时需要翻晒。因此好客的主人由衷地感到歉意。
山农的话不仅神情口吻毕肖，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山农的朴实、好客和雨后初晴之际农家的繁忙与喜悦。如此本色的语言，质朴的人物，与前面所描绘的清幽环境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朴素、真淳的生活美。而首句“泉声”暗示雨后，次句“鸡鸣”逗引天晴，更使前后幅贯通密合，浑然一体。通过“板桥”、“泉声”表现了“山”：既有板桥，下必有溪；溪流有声，其为山溪无疑。
前两句从环境着笔，点出人物，而第三句是从人物着笔，带出环境。笔法的改变是为了突出山农的形象，作者在“焙茶烟暗”之前，加上“莫嗔”二字，便在展现劳动场景的同时，写出了山农的感情。从山农请客人不要责怪被烟熏的口吻中，反映了他的爽直性格和劳动者的本色。“莫嗔”二字，入情入理而又富有情韵。继“莫嗔”之后，第四句又用“却喜”二字再一次表现了山农感情的淳朴和性格的爽朗，深化了对山农形象的刻画，也为全诗的明朗色调增添了鲜明的一笔。
六言绝句，由于每句字数都是偶数，六字明显分为三顿，因此天然趋于对偶骈俪，趋于工致整饬，绝大多数对起对结，语言较为工丽。顾况的这首六言绝虽也采取对起对结格式，但由于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进行白描，前后幅句式又有变化，读来丝毫不感单调、板滞，而是显得相当轻快自然、清新朴素，诗的风格和内容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