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作者的倾向不便明言，于是便借鉴了古代诗人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这就使得全诗既闪烁着诗人的奇情异彩，又显示出其批判政治现实的锋芒，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诗一开始，就用奇幻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梦登河汉的情景：“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灿烂的银河、闪烁的群星，在诗人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诗人情不自禁地轻曳脚步在银河两旁巡礼，于排列有序、熠熠争辉的繁星中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两句诗表面上若不经意，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为后文议论埋下伏笔，于此可见作者诗思的慎密。
“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这两句是由写景到叙事的过渡。从中既透露出诗人内心郁积已久的对人间百事不解的迷惘；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对从天上求得答案满怀着希望。
接下去，诗人却笔锋陡转，用充满夸饰的色彩，勾画了天神威严可怖的形象：“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这样一个目光如电、身着黑衣、左右又盘结着蛇和鳖的神官形象，较之屈原《离骚》中不予开门的“辛阍”和李白《梁甫吟》中发怒的“阍者”，都刻画得更为具体，也更具有威慑力。他的出现，为方才还明净神奇、充满浪漫情趣的天空涂上了一抹阴森的色彩，使诗人从对仙境的陶醉中猛醒过来，生出“我心恐且怪”的惶惶不安之感。这里，天上神官的象征意义虽未点破，但在其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已蕴含着对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面对突然出现的挣狞可怖的“威灵”，诗人仍然斗胆发问，显示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一连五问，以排比的句式、充沛的气势喷射而出：“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这一连五问源于《诗经·小雅·大东》。在那首著名的讽刺诗里，历数了一系列天文星象，说织女不能织；牵牛不能拉车；北斗杓星不能舀酒浆，箕星不能簸扬，指出它们徒有虚名而不切实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指出：有牛不让拉车；有织女不让缝衣裳；有斗不让挹酒浆，有舌而不得言。暗喻朝中贤士有用的不能见用，有言责的不能进言，唯有恶人却可以像箕星一样任意簸扬其恶，肆虐猖狂。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以其痛快淋漓的发问尽情倾吐了胸中的不满及讥讽，并猛烈抨击，将全诗推向高潮。不仅集中表明了作者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态度，而且显示出他深邃犀利的思想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接下去写神官的回答却使诗情陡然下跌。他的话两句一顿，层层递进：“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子王？”意思是说：“天上的事本来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何苦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名实不符之事问个明白，哪里是我不肯告诉你，只恐天机泄漏给你，于你反有不祥。这其中的奥秘不难弄懂，譬如人间有种种荒谬不平之事，难道你敢统统拿去话问王者吗？”神官的这几句话虽是劝告之辞，却揭示出丰富深刻的道理，它一方面表明大千世界到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间如此，天上亦然。同时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两句直接点醒正意，有力地批判了权奸当道、阻塞贤路、打击贤臣、实行恐怖高压的黑暗政治现实。
仙境倏然消失，梦亦随之破灭，诗至此戛然而止。作者在这里没有多费笔墨交代梦醒后的感想，但透过“残灯荧空堂”这凄清而悲凉的景象，表现出作者那失意怅惘的心情。然而尽管如此，全诗最突出的却是作者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从心底发出的不平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呼声，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将它扑灭。诗人的斗争精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内容充实，想象奇特，一气贯注而又跌宕生姿，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曾说：“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这首《梦登河汉》诗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歌主张。
“君教使臣”乃此诗之原旨。使臣秉承国君之明命，重任在身，故必须以咨周善道，广询博访。上以宣国家之明德，下以辅助自己之不足，以期达成使命，因而“咨访”实为使臣之大务。而在出使之际，君之教使臣者，正在于广询博访。使臣在奉使途中，时刻不忘君之所教，时常懔懔于心，怀有“靡及”之感，更是忠于职守、忠于明命的表现。《小雅·皇皇者华》这首诗，正是从这两方面著笔歌咏的。
诗的首章，先阐明君教使臣之旨，诗人说：“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诗意委婉而寄意深长，既以慰使臣行道的辛苦，又戒其必须忠于使命，常以“靡及”自警。从措词来看，是婉而多讽，而用意则是非常庄重。至于君教使臣之具体内容为何，则于诗的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用使臣口气，反覆表达，以见使臣时刻不忘君之所教，时时以忠贞自守。
第二章原诗云：“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前三句皆为使臣自道其出使在征途上的情况，第四句“周爰咨诹”，始表明“博访广询，多方求贤”之义，亦即“君教使臣”的主要内容，而为“每怀靡及”句中使臣所怀思的主旨。三章至五章的诗意，与二章全同，特因叶韵关系，在语词上作了改变：“我马维驹，六辔如濡”、“我马维骆，六辔沃若”、“我马维駰，六辔既均”。此数语，皆以道使臣在奉使途中威仪之盛。因车有四马，故章次亦叠至四次。二章言“载驰载驱，周爰咨诹”，三章言“载驰载驱，周爰咨谋”，以及四章、五章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其意义皆为“遍于咨询”，亦即“广询博访”之义。由此表明使臣之在征途、无时无刻不以君命为念，则使臣之敬奉使命，可想而知。明此义，则知此诗中之“每怀靡及”、“周爰咨诹”两句，乃全诗关键所在。
综观此诗，倘使无首章“每怀靡及”之语，则二章以下之“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等语，意义皆不明显，亦不见有君教使臣之义。倘无二章以下“周爰咨诹”诸语之反覆见意，则使臣奉命“每怀靡及”殷殷之意，更无由表现。故此诗艺术特点之一，是前后各章，互相辉映、照顾周密。特点之二是：诗的语言气象开朗，生动蓬勃。首章以“皇皇者华”起兴，落响超迈，命意笼罩全诗。二章以次，语词变动，错落有致，命义相近而不显其重复，语音协调，可诵性甚强。特点之三是用意恳切，不论君之教使臣，以至使臣对国家明命之反应，字里行间，都非常感人。君之使臣以敬，臣之受命以庄，这虽是古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