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上流贵妇赏春时心理变化的一首闺怨诗。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诗中的“闺中少妇”和她的丈夫对这一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幻想。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未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当时“觅封侯”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从而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