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写闺中女子伤春伤别的情怀,词句以春怨为题,落笔处却多是春晴美景、旖旎美梦,但是美景、春梦中更凸现出闺中人的相思之苦和伤离哀怨。一喜一悲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凸现了伤春伤离之哀怨,构思巧妙,笔触细腻,格调清婉,写法别致,反差强烈。
上阕是景语。“风丝袅,水浸碧天清晓。”寥寥数字便写出了春日的美好景色,这本应该是一片令人振奋的风光,但接下来,词人便从这景色中看到了愁绪,“湿云”本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刚下过雨的晴天显得湿润怡人,词人将仿佛还没于透的天气写入词中,别有韵味。但词的末句以“春草草”三字急转直下,美好的春色反令离人更添忧烦,春景愈明媚,愈露出了离人的愁苦心绪。
虽然这美好的雨后春日令人神清气爽,但是纳兰依然感到疲惫怠倦,这是因为春思扰人,词人在思念中,自然无法做到一心去欣赏春日的美景。上片独独写景,写出春日的景物,与别的写景不同,词人写景,只是简单的几笔,便能刻画得深人人心。
下阕则开始写心。既然春光无心欣赏,那便是心中藏着事情,“梦里轻云谁扫”一句疑问打开下片的开端,点明烦恼的缘由,也写出词人为何事而烦忧。他在担忧一个人,惦念着一位佳人。梦里谁为佳人描眉,当外面落红开始,梦境醒来便飘逝而去,现实依然是孤独一人,这真是让人忧伤的事情,一腔的闲情该如何寄托,只能是付与诗词之中,聊以慰藉。词结尾二句以反问结束整首词,直发胸旨,表达了孤寂的情怀,词人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腔的幽思该如何化解,提笔像是自问,又好像是寻求答案。
全词上片写景,下篇言情,颇具情景交融之妙,抒发词人内心孤寂的情怀,而这百年前的情感,已经由不得后人去妄自揣测了,只能从词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当时词人当时的心境了。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这首诗开头两句,写林逋生长的环境。开首即称他们生长在湖山深曲处,山水清澄。后两句讲那里的人物,世外的隐君子是高尚的,就是佣工贩妇也都是冰清玉洁的人。还没有写到林逋,却已经树立了高洁形象。
接下去写林逋高风亮节,源于天性。“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林逋不是与世俗隔绝的人,上文写那个环境里除了“隐君子”外,还有“佣儿贩妇”,正说明他不是与世隔绝的。“神清骨冷”是从《晋书·卫玠传》“叔宝(卫玠字叔宝)神清骨冷”来的。当时所谓骨,指气质品格而言,从神情到品格都清冷。接着,作者写他对林逋的钦仰,这种钦仰在梦中得到反映。他在梦中见到的林逋“瞳子瞭然光可烛”。《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之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瞳仁明亮,说明胸中正,跟神清有关;瞳仁昏暗,说明胸中不正。林逋既是“神清骨冷”,在梦里看到他,那就是“瞳子瞭然”,再夸张一下,便成为“光可烛”,可以照见一切了。这样写,正显示出诗人对林逋的仰慕已经形于梦寐了。这样写,概括了林逋为人的特点。林逋写湖上风光的七言近体诗中,有的反映隐居生活和情思,写得“神清骨冷”。如《湖山小隐》二首之一:“道着权名便绝交,一峰青翠湿蘅芳。”如《湖上晚归》:“卧枕船舷归思清,望中浑恐是蓬瀛。”跟权和名绝交,向往的是仙山,正反映他无意功名。作者赞美林逋,是跟林逋的这五首七言近体诗相结合的。
接下来就谈林逋的诗和书法。“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这里赞美林逋诗善于用字,尤其是咏西湖之作,更为湖上风光传神。“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里用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来比林逋,作者《读孟郊诗》:“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认为孟郊的诗可以跟贾岛(贾岛曾做僧人,名无本)诗比清,不过豪放不及韩愈。作者《祭柳子玉文》称“郊寒岛瘦”,认为贾岛诗的缺点是寒苦。这里指出林逋诗有贾岛之清而无其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句指林逋的书法像李建中,瘦硬有骨力。称赞林逋兼有二人之长而无其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见名家评价)中一方面指出苏轼极为推重林逋的诗和书法,一方面又指出苏轼的评论,像董狐记事的直笔,不作虚美,不推重过分。这样讲是恰当的。
下面再结合他的诗来讲他的高风亮节。“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作者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宋诗钞初集·和靖诗钞》作:“《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汉武帝的陵园称茂陵。《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相如临死前还在讨好武帝,劝武帝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地,告成功。林逋不肯这样做,正显出他的高节。“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白头曲”原为卓文君因其夫司马相如对爱情不忠诚而作,后人多有以此曲为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辞。此处当指后一义。林逋是高士,连《封禅书》也不屑作,更不会悲吟《白头吟》,以自伤不遇。
一结转到杭人对林逋的纪念。“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王世贞称:“始,钱塘人即孤山故庐,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吴人指杭县人,将林逋故居作祠堂,显得低下狭小。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即认为林逋应该和水仙王相配,在水仙王庙里受到祭祀,用一杯寒泉和秋菊来祭。王世贞又称:“因长公诗后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与长公配。”因为水仙王祠早已不存,所以后来改在白香山祠内祭祀林逋,把他跟苏轼相配。
这首诗是赞美林逋,“平生高节”点明主旨在赞他的高风亮节。一开头从湖光到山绿,写环境的美好,从隐君子到佣人贩妇,写人物的“皆冰玉”,这是陪衬。未写到林逋,已光彩照人。结尾变化有力,故称“夭矫”,即另出新意。用“修竹”、“秋菊”来作陪衬,也是取高洁相配。写到林逋本人时,点明“神清骨冷”,显示他的高洁源于天性。又用梦见瞳子瞭然来写他的正直,显出钦仰之情。再评论他的诗和书法。又用司马相如来比,更突出他的高节。这一比又归到他的诗上,回到《书林逋诗后》之题。
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