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旧时注释家都称赞此诗“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如明月峡、黄牛峡也曾被列入三峡中，在杜诗中也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通常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皎皎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皎皎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大致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出刻板的解释。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这首《即事》诗的第二句未必就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皎皎”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明诗句“皎皎川上平”，即为例证。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彼时彼地忽晴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场面。
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杜甫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沾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或谓在实际吟唱时，杜甫此诗中“百和香”的“和”字当读仄声。可备一说，可惜未见训诂文献根据。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狈形状。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这才真符合它的“性格”。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但隆隆雷雨中不一定有燕子飞翔。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宕开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早在阴铿《渡青草湖》诗中就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渡青草湖》诗的启发。峡中的风景图画是壮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宕开作结更显得情景交融。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第二联本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格式，却作了平起格式，这样就构成首联、颔联和颈联都作平起式。首句末三字作“平仄平”，由于此诗首句取平起式，也就呈现所谓“孤平”现象，也属拗句。大凡细检唐代著名诗人近体诗，这类拗体大致自成一格，尤其首句末三字作“孤平”，不时可见，或许自有其规律在，当也不害吟唱。
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
这首词写失恋的悲愁，充满作者心灵深处的凄厉哀鸣。朱淑真在少女时期曾有过一段自由婚恋的幸福，可是后来由父母主婚，强嫁一俗吏，志趣难合，遂愤然离去。这棒打鸳鸯散的忧伤，这琼枝错插、忍遭摧损的隐痛，萦盘郁结于心，使她在恨、愁、悲、病、酒五字生涯中凄然以终，她的《断肠诗》、《断肠词》真实地铭刻着她心灵上的伤痕。这首《江城子》算是最典型的代表作。虽然题作《赏春》，但只不过说明愁恨是因其所触发而已。时当春日，词人独对孤樽，或许欲以解闷而已。不想这“斜风细雨”、这料峭“春寒”，却勾起了她对许多“前欢”往事的回顾。这“前欢”，应当是少女时期与恋人聚会的欢乐，是花前月下的欢歌，还是兰闺之中的私语，词人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想象了。她只记下了欢会后的寂寞凄凉和送伊远行的惨别情景。“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情人离去寂寞无欢，只有手把梨花，泪水横流而已。这里化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二句诗意，用这种啼泪愁容的形象描写烘托了悲哀之情。聚会之后的暂别尚难为怀，又要送君远行，情何以堪。“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写送别，自屈原《河伯》之“送美人兮南浦”及江淹《别赋》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以后，“南浦”一词便成为情人别离地点的代称了。这里再配以“芳草断烟”的凄迷之景，以衬茫茫悲情，充满浓郁的感伤色彩。因为不忍眼睁睁看着恋人远离，于是含泪无语、呆看青山而已。这当中该包含着很多难言的苦痛。
回忆了从前的欢会与离别，过片又转入对昨夜梦会的追思。“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梦魂之中，水云之间，与伊人喜结丝萝（夤缘，当据《广韵》释为连也），绸缪纤绻，悄然无语。梦中欢情，正如水云渺渺，倏忽即逝，一觉醒来，“愁恨又依然”如故。回思梦中幽欢，面对眼前寒衾，展转反侧，倍觉凄凉，懊恼、嗟呀、哀叹，全然无济于事，于是从那饱受创伤的心灵深处发出了绝望的哀鸣：“天易见，见伊难！”词在绝然痛语中戛然作结，尤如凄厉的旋律达到高潮时而弦绝声止，虽然曲终韵歇，但那哀痛的余音却经久不息地震荡在人们的灵府空间。
这首词从春景凄寒起笔，转入“忆前欢”时却反接以闺中的寂寞和送别的感伤；过片以后折入梦境的回顾和思索，最后回到现实，以痛绝之语作结，由此显出沉郁顿挫的风致，与温婉蕴藉的《谒金门》相比，显然又另是一种格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