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
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