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咏竹诗。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竹诗，借竹言志，对竹子赞誉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无奇，不仅用词浅显，亦无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强调的是“不用”、“不须”，至于缘由，结尾两句予以点明。原来，前三句都是陪衬，是为了与末句构成对比的。诗人说，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钓鱼竿，要的是让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纷飞之时，能够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调。
前两句实际上写的是竹子的功利实用性，末句则是竹子的精神“实用性”，而功利实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对人的影响。作者故意使之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自然不是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从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洁本质，一种独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诗托竹寓意，巧用对比，表达了作者对那种高洁孤傲、坚贞不屈精神的追求。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左右，诗人刘长卿结束了十年多闲居流寓生涯，以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题中的鄂州，在今湖北省鄂城县，是转运使署所在地。
首联从御命赴任写起。“多惭恩未报”系泛泛铺垫之笔，主要是用以引出下句。“敢问路何长”，表面似乎在探问路途遥远实际寄寓对人生之路的探索。第二联承“路何长”写次岘阳馆所见之景。“万里通秋雁”句，也寄寓着诗人自己多年来宦海飘泊及此行中旅途劳顿之感。“千峰共夕阳”句，这里的“千峰共夕阳”，透露着旅途孤寂，只能跟千峰共赏夕阳之意。当然，此次赴任，诗人大可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的，他在旅途中的这样劳顿孤寂之感，读者只能从他“路何长”一语中所透露的仕途坎坷之感中找到一点线索。第三联，缴清题目中的“怀旧居”。“旧居”有何可怀，诗中只字未道，可见此诗意不在独居。诗里略略点了一下现在离家乡和旧居越来越远了，不过是想加强“路何长”的感慨。
末联重道旅况，回应首联的“路何长”。诗人虽然说的是旅途跋涉的风霜劳顿，读者却可从中读出诗人回忆十数年的宦途，设想未来时的怅惆与踯躅。“敢问路何长”是这首诗的情感主线，诗人于其中融注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有吏干而敢于刚而犯上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愤慨。
刘长卿曾以“五言长城”自诩，尤工五律。这首诗运用贴切精工、凝炼自然、清秀淡雅而又谐美流畅的语言来写景抒情，诗的感情真挚动人，风格上则工秀邃密而又委婉多讽。为此卢文弓召在《刘随州文集题辞》中，也指出刘诗“含情悱恻，吐辞委婉，情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
“万里瞿塘峡，春来六上弦。”这句中的“万里”一词，突出空间范围之广，表现了广阔地天地笼罩于清淡月色中的情景，反衬了诗人杜甫的个体的渺小孤独寂寞之情。
“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这句中的“夜久”一词，强调时间之长，写出了南飞的乌鹊在深夜经长时间飞奔后只能落在江边暂时栖息的情景，含蓄地表现了诗人杜甫长时间在外奔波、身心俱疲的艰难处境。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这句中的“时时”一词，运用叠词，写月光时时照进黑暗的居室，与下句的“故故”相对，使语言表达更富有韵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