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滕宾普天乐失题小令十一首的第三首，作者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官场免得的批判，表现了归隐田园的志趣。此曲在构思上也颇有佳处。作者仍从写景入手，“翠荷”四句，写秋景。前二句是写眼前景，翠荷凋残，苍（深绿色）梧坠叶；后二句，一个“应”字耐人玩味，仿佛山若有情，山亦当憔悴消瘦。无情之物遂亦人格化，此用移情入景之法。
这四句写景，由近及远，由真切具体而至博大苍莽，层次分明；作者连用“残”、“坠”、“瘦”、“稀”四字，写出了百卉俱腓、草木摇落的萧瑟秋景，再加以“千山”、“万木”，极状空间范围之大，于是，疏木衰林、万物悲秋的肃杀之气，塞空而下，读之不减老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边落森萧萧下”的气概。其实，春华秋实，秋天固化剂橙黄橘绿时，秋本无所悲，即如宋代杨万里所说：“秋气堪悲未必然。”但因作者有感于岁月迟暮，有如草木凋零，故觉秋景惨然多凄。回首人生旅途，大半生已过，却仍然碌碌风尘，为名缰利锁所羁。故紧拉着由景物转入人事，写出了“蜗角”、“蝇头”等四句。蜗角，典出《庄子·则阳》，去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百万。”苏轼满庭芳词又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里用以表现作者对名利的鄙视。然而作者身羁官声，归隐之志未遂，在识时知机，进退行藏的认识上，应该承认自己是输与皆渊明了。一个“输”字，表现了作者对隐士皆渊明的倾慕和对自己未能及早归隐田园的悔恨，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
“黄菊围绕”、“良田数顷、黄牛一只”是作者预想归后田园生活的蓝图。一想到躬耕田亩，远离风波的自由自在，便欣然神往，故煞句以“归去来兮”表示其浩然归志。
此曲以景起兴，以情作结，皆统一于落叶归根这一主旨上。中间虚实交错，景与情，古与今，人与我，眼前与未来，时空腾挪跌宕，有对比、有反思、有展望。曲辞曲折而横放，语调苍凉而愤激。
这篇文章描写了临江之麋依仗主人的宠势而傲“内犬”，最终落得个被“外犬”“共杀食之”的悲惨结局，影射了那些无才无德、依势放纵、恃宠而骄的奴才，讽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讽刺了那些无自知之明，认敌为友，结果招致灭亡的人。文章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细致逼真，形象传神。
这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又如“外犬见而喜且怒”，用拟人的笔触刻画犬的心理活动也很形象。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写麇与犬习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竞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至死不悟”四个字，既表达了作者的厌恶之情，也勾画出麋的可怜与可悲。
《临江之麋》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这首诗前两句描写赶路情形，反映了山间的优美景致和诗人的潇洒神态；后两句表现了诗人的心理活动，渲染出到达“山家”时的欢乐气氛。这首小诗纯用白描，灵动有致，清新隽永。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是写途中所见。骑马过溪，踏乱了映在水中的霞影，点明了溪水的明澈，霞影的明丽。迎风向前，落花堕于衣袖之上，可见春花满山。“落花”亦点明季节。“醉袖”中之“醉”，有为春光所陶醉之意。马匹、溪水、明霞、落花，构成一幅美妙的“暮春山行图”。诗人来此并非为赏风景，而是访问山家。然而笔触所至，风景自现。
“怪见溪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诗人来到山居人家门口，见儿童早已出门探望，甚使诗人惊奇。“怪”字为末句伏笔。原来是因为“鹊声先我到山家”。这两句先“果”后“因”，巧作安排，末句点明溪童出望的原因，则见“怪”不怪了。重点突出了末句的鹊声。“喜鹊叫，客人到”。故而山家的儿童闻鹊声而早已出门迎接了。山鹊报喜，幼童迎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丰乐亭在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丰山北麓，琅琊山幽谷泉上。此亭为欧阳修任知州时所建。他写了一篇《丰乐亭记》，记叙了亭附近的自然风光和建亭的经过，由苏轼书后刻石。美景，美文，美书，三美兼具，从此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丰乐亭周围景色四时皆美，但这组诗则撷取四时景色中最典型的春景先加描绘。第一首写惜春之意，第二首写醉春之态，第三首写恋春之情。
第一首头两句说：绿影婆娑的树木，枝叶连成一片，鸟儿在山上林间愉快地歌唱。阳光下和煦的春风轻轻吹拂着树枝，不少落花随风飞舞。“交加”，意为树木枝叶繁茂，种植紧密，所以枝叶交叉重叠，形成一片绿阴。“荡漾”两字写出春风在青山幽谷、林间草坪飘扬的神理，也写出游人在撩人春景中的愉快心境。明媚春光，令人心醉。诗人呢，野鸟啁啾，杂花乱飞，他一概不闻不见，他也进入了醉乡。次日酒醒，春无踪迹，原来已悄然归去了。第四句“明日酒醒春已归”，表面说醉了一天，实际是醉了整整一个春天。此句用夸张的语言反衬春景的迷人和春日短暂，带有浓厚的惋惜之意。
第二首前两句说：天上是淡云旭日，晴空万里；地上则是春草茂盛，蓬勃生长，碰到了游人的衣襟；而飞舞着的杨花、柳絮洒落在游人的春衣上，“拂了一身还满”。一个“惹”字写出了春草欣欣向荣之势，春草主动来“惹”人，又表现了春意的撩人；配上一个“拂”字，更传神地描绘了春色的依依。此句与白居易的名篇《钱塘湖春行》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两句相比，功力悉敌，简直把春景写活了！
第三四句写游人兴之所至，来到丰乐亭，在亭西碰上了欧阳太守。太守在于什么呢？他双鬓和衣襟上插满了花卉，坐在竹轿上大醉而归。篮舆，是竹轿。他不乘一本正经的官轿，而坐悠悠晃动、吱嘎作响的竹轿，显示出洒脱不羁的性格。因为坐的是敞篷的竹轿，嵌而人们得以一睹这位太守倜傥的丰采。
第三首写青山红树，白日西沉，萋萋碧草，一望无际。天已暮，春将归，然而多情的游客却不管这些，依旧踏着落花，来往于丰乐亭前，欣赏这暮春的美景。有的本子“老”字作“尽”，两字义近，但“老”字比“尽”字更能传神。这首诗把对春天的眷恋之情写得既缠绵又酣畅。在这批惜春的游人队伍中，当然有诗人自己在内。欧阳修是写惜春之情的高手，他在一首《蝶恋花》词中有句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真是令人肠断；而此诗“来往亭前踏落花”的多情游客，也令读者惆怅不已。
综观三诗，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鲜艳斑斓，多姿多彩；抒情，明朗活泼而又含意深厚。三诗的结句都是情致缠绵，余音袅袅。欧阳修深于情，他的古文也是以阴柔胜，具一唱三叹之致。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名作《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来欣赏这组诗，更能相映成趣。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