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东晋名僧慧远所作。慧远是个极好云游的人,本持着纤尘不染的一颗佛心到处游历,时而普度旁人,时而观望微笑。
此诗所写即是慧远在庐山禅修参悟时所见,诗中首句所讲的“岩吐紫气”的情景,后世的李白等人都见过。山雾与阳光形成的霓虹造成雾气产生薄紫的现象,如同仙人的衣带,引人遐思。慧远深入山中,声行于小径,密林探幽,神思意远。脱离尘嚣,寻找自然同宇宙的玄机。
于是诗人发出“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的感慨,哪里才是九霄云外呢?偶触云门闸开。高山流水,看遗落凡尘的仙山,灵关顿开,神智翻腾而上,冲天幽游,翱翔宇内,心灵自足,最后两句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提点升华了整首诗的主题,也就是悟道。诗人终于明白道存何处。然而道究竟在哪里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凡心遗落不要紧。最要紧是获得精神境界的提高。
此诗脱落尘埃,自有幽韵脱俗之高风,写景状物足见方外之人的本色。该诗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匡庐清幽美丽的自然风貌,记述了作者游览时陶然忘我的喜悦心情,同时也表达作者摆脱世俗牵缠、坚持修行学道的决心。
其实佛法道存何处,在每个修行者的心中都不一样。不管是慧远的在山间神往,还是惠琳的在世俗里探讨,所得都不尽相同。修行者的凡心如果遗落到山林间,或可偶得宇宙的玄机,但若是落在人世,往往招来是非。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古代流传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尧曾派后羿在洞庭斩杀巴蛇(即修蛇,大蛇)。这条大蛇死后,蛇骨堆积得像臣陵一样,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取名为巴陵。古代还传说,巴蛇能吞食巨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山海经·海内南经》)诗一开始,诗人就用这些传说作了一个比喻: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在荆州叛乱,就像那大蛇一样吞食巨象,在洞庭湖一带横行无忌,作恶多端。
“水穷三苗成,地窄三湘道。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成伤怀抱。”这几句写诗人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是说自己正流落在穷乡僻壤,加上岁暮将至,气候阴寒,时局充满危机。诗人被困居在这里,形容枯槁,憔悴不堪,虽然归心似箭,无奈又为动乱的现实所阻隔,真是有家难投,报成无门。
“郢路方丘墟,意华亦倾倒。风悲猿啸苦,木落鸿飞早。”前两句写社会环境:由于当时荆州一带战乱纷扰,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章华台亦已倒塌。后两句写自然环境,点出时令和节气。时值深秋,秋风萧瑟,猿啸声声,落叶纷纷。鸿雁早已自北而南,飞回南方了。这几句写的都是客观现实和自然景物,但诗人愁苦忧伤的心情却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不能自已,大有物尚如此,人何以堪的深沉感慨。
“日隐西亦沙,月明东城草。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吴!”《水经注》有这样的记载:“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看来诗人“临洞庭”的时间已经不短,太阳已被洞庭湖西的赤沙湖所吞没。一轮明月却从东方冉冉升起,照完了青草湖。
末尾四句,诗人写得尤其沉痛:天色已晚,山河逐渐望不见了。有如烟氛迷雾的“荆州贼乱”理应统统一扫而光!我要高声地问问苍天:我的呼叫声你到底听得见还是听不见?由于时代动乱和个人坎坷的经历,在这首诗里,忧愤不平和感伤的情绪不免流露,但与此同时,也可窥见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仍然密切关注时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上层统治集团,他那豪迈不羁的性格和炽烈奔放的感情不减当年。
全诗对“洞庭”的自然景物没有作精细的刻画和描写,只是选择了“荆州贼乱”这一客观事实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强烈的爱憎,达到“言怀”的目的。诗中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使诗意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和色彩。这首诗除了首尾几句外,也有不少对偶的句子,但都自然而毫无斧凿痕迹,充分显示出诗人功力的深厚。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