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赞扬陈七素有大志,一闻国家有难,即从戎请缨,万里赴边。歌词中处处流露出浑健壮逸的意境,既有称颂又有勉励,既饱含怨恨又无迹可寻,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感情,预祝友人早日凯旋,也抒发出诗人对明主弃才,友人失意的愤慨。
首联,诗人从日常经验出发,揭示了非凡之人常常在琐碎小事中度日,似乎毫无作为。这种叙述有助于减轻友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愧疚,为后文的称颂和鼓励铺垫。首句中的“吾观”表明这种观察是亲身经历,语气坚定,让人不容置疑。
第二联将视野由普遍转向具体,切入描述友人的抱负和经历。前后两联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承自然。“鸿鹄志”的三个字既是对友人高尚志向的褒奖,也是表露诗人自身“冲天羡鸿鹄”的雄心。而“蹉跎”一句则道出了友人因才华被埋没而心生愤懑,也映射出诗人壮志难酬,浪费光阴的苦闷之情。
第三联从感伤情怀转向雄浑豪放,通过数字的对仗形成节奏感。“一闻”与“万里”之间的对比,再加上“忽”字,生动地展现了友人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国难,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最后以反问句作结,紧扣主题,展示诗人自己也将前往京城谋求前程,同时预祝友人在前程路上获得胜利,早日有所建树。这一句形成了与前文呼应的结局,巧妙地将诗篇落点明确地安置在鼓励友人和展望未来上。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是一首描写闺妇之思的词作,大概作于词人留居钱塘之时。
全词以“凤城春浅,寒压花梢颤”起句。“凤城”即南宋京城临安。“春浅”言初春,指出季节。“寒压花梢颤”,因时为初春,故残寒肆虐,花梢打颤,“压”字给人以寒气如磐的沉重之感,一方面渲染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同时也暗示着人物怨恨的特有心境。这是情景交融,以景衬情。“有约”一句言因为刚入春天还冷的缘故,因此见不着燕子踪迹。此写燕,实用以寄托思妇的重重心事。说“有约”,是嘱燕传递天涯芳信,但燕却违约不来,故接用“十二绣帘空卷”一句,将闺妇思夫的烦恼无端发泄到燕子身上。“十二绣帘”,泛指帘幕。燕巢梁上,垂帘妨碍燕子活动,故须卷起。“空卷”一词,寓有思妇盼燕归来的急迫心情和对梁燕不来的惆怅与空虚,思妇在春寒中翘首期盼的痴怜之态跃然纸上,真切生动。
下片之结构,全由上片结句而来,正面抒写思妇的相思幽怨情怀。“去年共倚秋千”一句意即见秋千而触动旧欢,用“去年”,引出往昔情事,心中荡起一层幸福的涟漪。“今年独上阑干”一句,忽又跌入眼前“独上阑干”的寂寞凄清苦闷之情。“去年”“今日”,一欢一恨,形成鲜明对比。结句转入幽怨,埋怨所爱的人不能及时惜花,误了花期,相思之重,故埋怨之深。
全词所写虽然缠绵悱恻的闺怨之情,但艺术上有其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就结论而论,由物及人,由景及情,平正和谐,而缺乏变化,虽然不能反映起伏不定的感情,却正好适宜于表现幽怨与含蓄的情怀;就人物而论,没有涉及女性的体态服饰,写其轻嗔薄怒之态,人却隐而不露,走见词风的平正雅致。语言含蓄委婉,清丽可人。铭心刻骨的相思一诉诸文字,却成了“误了海棠时候,不成直待花残”。这里,没有直白的表达,也没有强烈指责,有的只是“十二绣帘空卷”的痴心与怅然,和平婉曲但含思凄迷哀婉,而思妇的情态及思绪的微澜,描画得生动传神。南海伍崇曜跋《日湖渔唱》,曾标举此词下片云:“清转华妙,宜玉田生秀冠江东,亦相推挹矣。”这“清转华妙”四字,道出了此词的艺术特色。
石竹,又叫洛阳花,是一种夏季开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诗歌的前四句正面描写石竹,赞其正当全盛,风姿优美,但又想到霜露的降临,石竹免不了凋零。在一实一虚的对照中,寄寓了深深的忧患感。
“叹息”四句由石竹的遭遇联想到人生,对生命、自我、人生进行追索思考,流露出彷徨和苦闷的情绪,不难看出诗人对隋末纷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诗意又逼进一层。
结句却又一转,以随其自然变化作收束,足见诗人的旷怀高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