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写溪水行迹和声响,寄寓作者求静的感情。“山北”“山南”概括溪水曲折不断,作者行迹不止。作者以拟人手法,表现溪水对人的感情,十分动人。溪水不辞辛苦地从千山万壑之中一路伴人还归,又要热情地送作者远行,依依不舍,可谓情深意切。以“响”状情,尤为妙笔。
但当作者得知它原来要伴随自己去京都寻求官职,却规劝它不要如此热情。其意蕴大概是说,克服困难去追求,在患难中重视友情,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是为追名逐利,就不值得称道了。这无疑是作者弃官求逸心境的写照。当然也更反衬山溪独特的意趣。平凡通俗流畅的诗句表现深刻的意趣是杨万里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