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这篇赋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它假托“白发”与其主人的对话来构成全篇，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对不重真才实学、只看外表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篇赋语言朴素，寓言深刻，托讽味长，形式别具一格。
这篇赋表面上的意思比较好理解：当世用年轻之士，年长者无用，作者对此有怨，用了曲折表现的手法，借白发之言说出。但这还不是本篇要揭示的实质问题。赋中说：“贾生自以良才蝇异”，“四皓佐汉，汉德光明。”无论年少、年老，都应以德、才作为录用升迁的标准。所以赋的后一部分说：“曩贵耆耄，今薄旧齿……虽有二毛，河清难俟。”这与赵壹《刺世疾邪赋》中所说“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的意思一致。
左思生活的时代门阀制度森严，政治腐败，左思出身寒门，故一直受压抑而不得展其怀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当时的普遍状况。所以这篇看来诙谐的游戏之笔，实是基于作者辛酸经历之上的愤慨之作，只是表现得含蓄隐晦，鉴于种种原因，不便明言罢了。
这篇小赋语言朴素，行文幽默，形式别具一格，乃是在六朝抒情短赋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词的上片写霸王别姬，是用对比手法来写的。开头两句写项羽春风得意，言其当年在全国反抗暴秦的浪潮中乘机起事，犹如芳草应运而生，春风得意，枝繁叶茂，成为西楚霸王，天下无敌。这两句以芳草喻项羽，既生动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又贴近词题，颇为得体。“拔山”承上启下，写其由强变弱，由盛转衰，化用项羽的悲歌，浑化无痕，并巧妙地引出结尾二句。“饮罢”二句写霸王别姬。言帐饮之后，彼此分离，而虞姬何以对待项羽呢？言外之意是说她只有以死酬知己，相从于地下，这就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去。
词的下片咏虞美人草。“人间”二句言虞美人草为虞姬精诚所化，听到虞美人曲，就应拍而舞，千载之下，犹见其对项羽的精诚，世人不理解这一点，只是“贪看青青舞”，则辜负了虞美人的一片苦心。“暮然”句写虞美人草停止舞动。在这里，作者使用“敛袂”，写虞美人草静止不动，犹如美人整整衣袖，停止歌舞，既增加了意趣，又让人觉得格外生动。为什么虞美人停止舞动？“怕是曲中犹带、楚歌声”，引起虞姬怀旧情绪而不忍卒舞，用拟人笔法和心理描写的方式，推想虞美人草不舞的原因，赋予虞美人草以人的感情色彩，含蓄蕴藉，真挚动人。
总观全词，作者对虞美人草的遭遇是惋惜的，对虞美人草的品格是赞赏的。联系作者身世和南宋情况来看，作者是想借此词来讽刺和规劝南宋君臣不要沉溺于歌舞生活，招致亡国杀身之祸，而应发奋图强，收复失地，重振国威。同时，作者也是借此词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因此，这首词写得既豪放又婉约，是咏物词中的妙品。
西晋诗人左思写过一首《娇女诗》，描绘他的两个小女儿活泼娇憨的情态，生动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杜甫《北征》中有一段描写小儿女娇痴情状的文字，就明显受到《娇女诗》的启发。李商隐这首《骄儿诗》，更是从制题、内容到写法都有意学习《娇女诗》，但它又自成一格，不落窠臼，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本首诗是作者为自己的儿子李衮师写的，诗中描绘出一个天真活泼、聪明灵巧的儿童形象。这恰与作者“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贫寒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十分担心儿子将来会重复自己的遭遇，因而希望他学兵法，长大为国安边，不要死啃经书，弄得一事无成。诗的大部分篇幅写儿子，惬意、自豪之情溢于笔端；写自己篇幅虽不多，但感慨弥深，自嘲自怨，深寓怀才不遇之悲愤。然而说到国事，又流露出真诚而深切的担忧。全诗主要用叙事笔法，细节描写饶有情趣，生动逼真。
诗分三段。第一段从开头到“欲慰衰朽质”，写骄儿衮师的聪慧和亲朋对他的夸奖。“衮师”两句总提，“美”侧重于外在的器宇相貌，“秀”侧重于内在的灵秀聪敏，以下两层即分承“秀”、“美”。“文葆”四句反用陶潜《责子诗》：“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觉梨与栗。”顺手接过陶潜责备儿子愚笨的事例，变作夸赞骄儿聪明灵秀的材料，驱使故典，如同己出。“交朋”六句，转述亲朋对衮师器宇相貌的夸奖，说他有神仙之姿，贵人之相，是第一流人品。亲朋的这种夸奖，不过是寻常应酬，但诗人却似乎很相信它的真诚，不然不会那样兴会淋漓，连亲朋的口吻都忠实地加以传达。尽管接下去诗人又说：“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似乎认为亲朋的过分夸奖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这个蹉跎半生、衰朽无用的人，实际上在貌似自谦的口吻中流露的恰恰是对爱子的激赏。田兰芳评道：“不自信，正是自矜。”这是很能揣摩作者心理的。但在对爱子的这种激赏中，也隐含着诗人蹉跎潦倒的悲哀。末段自慨憔悴和对骄儿的希望都于此伏根。
第二段，从“青春妍和月”到“辛夷低过笔”，描写骄儿的各种活动和天真活泼的情态。“青春”四句，先总写“朋戏”的喧闹，以下再具体写衮师。“门有”四句，写来客时衮师抢着要出去迎接（在好客之中可能隐含着某种不自觉的愿望），但当客人问他想要什么时，他却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说（出于懂事而产生的羞怯），这和上段的“眼不视梨栗”一样，都是对儿童心理神情的传神描写。“归来”十二句，描绘衮师如何摹仿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各种有趣情事：捧着父亲的手版摹仿客人急匆匆地进门，摹仿大胡子张飞的形象和邓艾口吃的神情（可能是摹仿说书人的表演），摹仿豪鹰和猛马的气势和形状，摹仿参军戏里参军和苍鹘的表演，摹仿大人在纱灯旁拜佛。摹仿是儿童的天性，但不同性别的儿童摹仿的对象却很不相同。诗人的骄儿在聪慧灵巧、活泼天真中显出男孩子的兴趣广泛、精力旺盛，有时还不免带点滑稽和恶作剧的成分。这一节的句法也错综多变，既与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孩子的兴趣不断转移变换）相适应，又使这段描写不显得平板沉闷。“仰鞭”四句，写骄儿举鞭牵取蛛网、俯首吸吮花蜜为戏，形容其动作的轻捷。“蛱蝶”、“柳絮”是“饮花蜜”、“蛛网”产生的自然联想。“阶前”六句，集中描写因“赛六甲”（比赛书写六十甲子，也有说是赛“双陆”的）而引起的一场风波：赛输了“六甲”，就硬是要跑去弄翻姊姊的梳妆盒，拗脱了上面的铰链；当阿姊要抱开他时，他死命挣扎，索性赖在地上，对他发怒威吓也不能制止。这一节活动的场所又从室外移到室内，把小儿女玩耍嬉闹的情景和衮师恃宠仗幼、故意耍赖撒泼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充分体现出题目中的那个“骄”字──既明写衮师的骄纵，又暗透父亲的骄宠。在诗人眼里，孩子的耍赖撒泼也别有一番可爱的情趣。当读到“威怒不可律”时，读者也不禁要和在一旁观赏这场趣剧的诗人一样，露出会心的微笑。“曲躬”十句，写衮师进入书房后的活动：顺手拉过窗纱，吐口唾沫拭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父亲临帖，要求用古锦裁作包书的书衣，用玉轴作书轴，递过纸笔请父亲在“春胜”上写字。这些行动，既充满孩童的天真稚气，又表现出对书籍、文字、音乐的爱好，上承“丹穴物”的赞誉，下启末段关于读书的议论。其中象“咳唾拭琴漆”、“挺立不动膝”和“芭蕉斜卷笺，辛夷低过笔”（斜卷之笺如未展之芭蕉，低递之笔如含苞之木笔）等句，都是绝妙的写生。整个一大段描写，虽然在孩子活动的场所和内容上略有线索可循，但并无严密的结构层次，似乎是有意用这种随物赋形、散漫不拘的章法笔意，构成一种自由活泼的情趣，以适应所要表达的生活内容──儿童的天真与活力。以“青春妍和月”开始，以“芭蕉”、“辛夷”结束，中间似不经意地插入“蛱蝶”、“柳絮”等事物，使孩子的嬉戏在春意盎然的气氛中展开，更衬托出孩子的生气与活力。而在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嬉戏画面后，则隐藏着一个始终跟随着活动中的骄儿的镜头，这就是诗人那双充满了爱怜之情的眼睛。
最后一段，抒写因骄儿引起的感慨和对骄儿的期望。“爷昔”四句，慨叹自己勤苦读书著述，却落得憔悴潦倒，困顿失意。“无肉畏蚤虱”，是幽默的双关语。明说身体消瘦，暗喻遭到小人的攻讦。《南史·文学传》载：“卞彬仕不遂，著蚤、虱等赋，大有指斥。”诗人自己也写过一篇《虱赋》，其中有句说：“汝职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绝。”这首诗里的“蚤虱”大概正是指这种专门攻讦穷而贤者的小人。“儿慎”六句，告诫儿子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读经书考科举的道路，而要读点兵书，学会辅佐帝王的真本事。“况今”八句，更进而联系到国家而临的严重边患，希望孩子迅速成长，为国平乱，立功封侯。这一段蕴含的思想感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式的牢骚不平，也有“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一类的深沉感慨，更有徒守经帙，于国无益，于己无补的深切体验与痛苦反省。诗人未必认为学文一定无用，也未必真正否定“读书”、“著述”，但对死守经书、醉心科举的道路确有所怀疑。
左思的《娇女诗》止于描绘娇女的活泼娇憨，李商隐的《骄儿诗》则“缀以感慨”，有人曾批评这首诗“结处迂缠不已”（胡震亨）。这种批评恰恰忽略了《骄儿诗》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把学习看成了单纯的摹仿。和左思以寻常父辈爱怜儿女的心情观察、描绘骄女不同，李商隐是始终以饱经忧患、身世沉沦者的眼光来观察、描绘骄儿的。骄儿的聪慧美秀、天真活泼，正与自己“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加深了身世沉沦的感慨；而自己的困顿境遇又使他对骄儿将来的命运更加关注和担扰：自己的现在会不会再成为孩子的将来？“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的感慨和期望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产生的。屈复说：“胸中先有末一段感慨方作。”这是很精到的。正因为有末段，这首诗才不限于描摹小儿女情态，而是同时表现了诗人的忧国之情和对“读书求甲乙”的生活道路的怀疑，抒发了困顿失意的牢骚不平，其思想价值也就超越了左思的《娇女诗》。
诗选取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纯用白描，笔端充满感情。轻怜爱抚之中时露幽默的风趣。但在它们的后面却饱含着诗人的沉沦不遇之泪。全诗的风格，也许可以用“含泪的微笑”来形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