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重在渲染上元节的节日气氛。发端一韵扣住早春的季节特征，表现了自然界冬去春来节序的更替，描绘了天长昼永、花开草绿、和风送暖的新春气象，也使整首词笼罩在明媚和煦的氛围中。“变韶景”一韵紧承前面的内容，点出了恰逢“元宵三五”，春意盎然的京城皓月当空，皎洁生辉。“连云”二韵视点渐由天空移向地上，着力从宏观上描绘了京城的建筑。明亮的月光下，重重复道高耸入云，座座楼观凌空如飞，京都是多么的雄伟壮丽。这些都是写实的笔墨，优美而有气势，但若无下面一句，就显得过于坐实，与元夕溢彩流光、迷离倘恍的夜景不相和谐。“嘉气瑞烟葱蓓”一句，将“连云”的“复道”、凌空的“飞观”、壮丽高峻的“皇居”都笼罩在一片祥云瑞雾中，这不仅给实实在在的建筑物平添了几分朦胧缥缈的美感，更突出了一种吉庆祥和的气氛。至此，词的上阕终于在层层的渲染后托出了最后的两句“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天子驾临，与民同乐。
词的下阕主要描写皇帝驾临后，元夕灯会的热闹场面。龙凤烛发出的光亮和天空的星光、月光交相辉映，高耸的鳌山旁，舞者手执羽扇，翩翩起舞，两籍乐府及梨园子弟与观灯的百姓一起狂欢，人声鼎沸，箫鼓喧天。直到天已破晓，人们都还没有散去。街道上人挤得满满的，人们都向天子高呼万岁，希望年年见到皇帝的仪仗，目睹天子的风采。
从词的内容看，固然有以词谀世之嫌，但它真实地再现了东京汴梁元宵之夜的热闹景象，展现了北宋前期物阜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诗人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他敢言敢谏，但没有被武则天采纳，屡受打击，心情郁郁悲愤。诗歌写登上幽州蓟北楼远望，悲从中来，并以“山河旧，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叹。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声人生短暂的感喟。诗人纵观古往今来，放眼于历史的长河，不能不感到人生的短促。天地悠悠，人生匆匆，短短的几十年真如白驹之过隙，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这种感叹既可以引出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也可以引发加倍努力奋斗的志气。自古以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并不因感到人生短暂而消沉颓唐，反而更加振作精神，使自己有限的一生取得接近无限的意义。正因为陈子昂抱着这种积极态度，所以他才“怆然涕下”。也正因为在悲怆的深层，蕴蓄着一股积极奋发欲有所作为的豪气，所以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这是诗人空怀报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呐喊。细细读来，悲壮苍凉之气油然而生，而长短不齐的句法，抑扬变化的音节，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诗的前三句粗笔勾勒，以浩茫宽广的宇宙天地和沧桑易变的古今人事作为深邃、壮美的背景加以衬托。第四句饱蘸感情，凌空一笔，使抒情主人公——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从结构脉络上说，前两句是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的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空间的辽阔无限；第四句写诗人孤单悲苦的心绪。这样前后相互映照，格外动人。
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此诗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
陈子昂这首感伤之作是由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触发的，但是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他自身以至他所处的时代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广泛性。表现在这首诗里的感伤情绪，和世俗的忧生叹逝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在对事业和人生的执着追求中产生的喟叹。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