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起句先写重阳后的菊花无人观赏。“寂寞”，无人到来；“东篱”，特指菊花栽种之地；“湿露华”，菊花带着湿露，犹鲜嫩可爱。后三字与前二字对照，以见无人见赏的可惜，七字之中，自为比照，词意充实。第二句又申述菊花之美，与重阳前比较，进一步比照。“依前”，不异重阳之前；“金靥”，形容金黄色的菊蕊；“照泥沙”，光彩照地，然只独照泥沙，有伤叹之意。第三四句“世情儿女”指世俗之人；说他们没有超脱的情趣，即“无高韵”，所以只能应着节日故事，“看重阳一日”之“花”，实际上意在求福求寿，不解赏花。此诗借看菊事刺世人庸俗。
第二首，起句写过了重阳“登高节”后，菊花尚新，也即第一首前二句的意思。第二句写“酒徒”与所谓的“诗客”，都没有声息了，不再来赏菊花了。第三四句说菊花在节日与节后受人们的不同对待，恰好像当官的人辞官之后，“亲交”都不再“到门”探访一样。范成大做过大官，这时“致仕”家居，大概也尝过世人这种冷淡的况味，故见重阳后的菊花有感而一发之。这首诗借看菊事刺世人的“势利”。
这首词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匡国济世的凌云志向。1903年中秋节，秋瑾与丈夫王子芳发生冲突，从家出走，寓居北京阜城门外泰顺客栈，后由吴芝瑛出面调解，而秋瑾下决心冲破家庭牢笼，投身革命。不久即东渡日本留学。
词的上片写与王廷均结婚八年，表面上过着富贵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奴仆不如”的生活，如今与其决裂，突破家庭束缚，实现了“求自立”的愿望。“苦将侬，强派作蛾眉”进一步说明表面上过着贵妇人的生活，实则奴仆不如的“八年风味”。“殊未屑”表明作者对贵妇人的生活，并不留恋，相反加以蔑视。上片主要表达了作者自己初离家庭时的矛盾心情，别具匠心。
词的下片写词人虽有凌云壮志，但知音难觅，不觉泪湿衣襟。作者平日虽以肝胆相照，真诚恳切，但不为世俗所了解，因此生活中常受折磨。离家以后，在大千世界中，不知去何处去寻找知音。找不到知音，又将会受折磨。想到这一点，作者不觉伤心落泪，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思想状况。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四句是深入浅出的鉴湖女侠的自我写照，她运用“身与心、列与烈”两句四字谐音和意义不同的显著变化，来表达她的抱负、志向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正是上接“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这两句进一步的思想发展。紧接着表明她是一个“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的富有感情的人，但不幸偏遇着这么一个庸夫俗子的丈夫，因她穿着男装独自去看了一次戏，竟遭丈夫的辱打，不由她不发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样的浩叹。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一入题使充满挖苦，点出了造谣者的妾妇身份和卑鄙用心。作者没有历数他们怎样献媚于国民政府的首脑，也没有直接去说他们怎样为他们所忠心，只用“横眉岂夺蛾眉冶”，就描绘出他们是怎样的一副争宠的脸相。“横眉”与“蛾眉”，只有一字之差，却构成一个尖锐的讽刺。鲁迅在《自嘲》诗中，用“横眉冷对千夫指”，表现了他对国民政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精神。因为这“横眉冷对”，才处处遭到他们的加害。而“蛾眉”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专门“向当局作媚笑”的奴才。《离骚》有“众女织余之蛾眉兮，谣琢谓系以善淫”。屈原用“众女”描绘他那个时代的争宠妒嫉的奴辈，“蛾眉”是遭嫉而贞的君子形象。但鲁迅这里的“蛾眉”，所指却完全相反，和“众女”一样，都是用来表现当代的争宠嫉贤的妾妇。鲁迅以尖锐的笔锋把他们的妖治蛾眉和战士的竖目横眉相对，以显出其奴颜媚态的可憎。诗“不料”二字，用得松巧，这两句诗欲擒先纵，涉笔成趣。接着又写“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给以回答，更妙趣横生，彻底揭穿了谣言。
“诅咒而今翻异样”，概括性较强。它说明谣言和诅咒是由来已久，连续不断的，不过现在又翻了新花样而已。“无如臣脑故如冰”，亦实亦俏，使造谣者彻底失败。头脑既没有什么炎症，依然那样冰冷，脑炎论者岂不戏言。作者鲁迅特别用一“臣”字来自称，在手稿中，还故意写得小些，仿佛是臣对君的奏请，语中带刺，更显泼辣。
这首诗，题为“戏作”，实是宣言，感情鲜明，技巧纯熟。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