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
这首词上片描写淮南边城合肥的荒凉萧索景象,下片在对昔日游冶生活的怀念中隐隐透露出一种“黍离”之悲。无限感慨,都在虚处。
上片描写边城合肥的萧条景象和自己触景而生的凄苦情怀。南宋时,淮南已是极边,作为边城重镇的合肥,由于经常遭受兵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发端两句,概括写出合肥城的荒凉冷落。“合肥巷陌皆种柳”,词人将“绿杨巷陌”置于“秋风”“边城”的广阔背景中,以杨柳的依依多情反衬秋日边城的萧瑟无情。就更容易突现那“一片离索”。宋朝王之道《出合肥北门二首》描绘南宋初年合肥附近的残破景象是“断垣甃石新修垒,折戟埋沙旧战场。阛阓凋零煨烬里,春风生草没牛羊”。“一片离索”全属写实。然而,这两句还只是粗线条的勾勒,犹如一幅大型油画,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画面的总体轮廓:萧索的边城街巷中,一片杨柳在秋风中袅舞;及至近处观察,读者仿佛进入了具体的画境,见到军马嘶鸣,行人匆匆,戍楼孤耸寒角悲吹。“马嘶”、“吹角”诉诸听觉,旅人、“戍楼”诉诸视觉;这些意象,或处于运动之中,或呈现为静态,在萧瑟的秋风中交织成一幅画面,调动起读者各种不同的感官,使之充分感受到边城遭受兵燹那种特有的凄凉气氛。接着,作者抛开对客观景物的描绘,将自己此时的心情用“情怀正恶”四字,沟通了与读者的联系,随即又在上述这幅画面上抹上“衰草寒烟”的浓重一笔,再着一“更”字,寓情思于景语中,于是,画面便在景情交融的高度上融为一体了。至此意犹未尽,歇拍二句再反实入虚,借助带有某种特殊格调的比喻,传写自己身临其境时的感觉:行经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名城,就好像当年随将军出塞的士兵,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上艰难地跋涉,所感受到的是四处萧条,一片荒凉,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边无际的寂寞孤独。部曲,此泛指军队。迤逦,曲折连绵貌。这个比喻,为暗淡的画面注入了一定的时代特色,它启发当时的读者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靖康之变以来的种种往事,不禁兴起沉深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愁。因而,这句比喻性联想所触发的沧桑之感,也就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了画面的意境。
下片换头由“追念”二字引入回忆,思绪折转到过去,带起整个下片。碧水红荷,画船笙歌,往日西湖游乐的美好生活,令作者难以忘怀。淳熙十四、五年间,姜夔曾客居杭州,他在当时所写的一首《念奴娇》词中,曾以清新俊逸的笔调,倾吐过对于西湖荷花的深情:“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此时,肃杀的秋风已把南浦变成一片萧索,西湖荷花那幽幽的冷香可能也随着“水佩风裳”的凋零而消逝了吧?“旧游在否”一句设问,将词意稍稍振起,调节一下叙述的节奏。“想如今”句以揣测的语气写对西湖荷花的凋落的想象。前一句写人,后一句咏荷,而于咏荷中也暗寓着抚今追昔、人事已非的沧桑感。这两句与换头三句所描绘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时间上则是一个过渡,即由追念转到今天。如果说换头三句是通过对西湖的优美风光及游乐生活的描绘,反衬了淮南合肥的冷落,则此二句对于西湖萧条秋景的描写,乃是由于作者置身于淮南的现实环境,受到周围景物的触发,因“情怀正恶”而对西湖景物进行联想的结果,时空的穿插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作者愈是感到眼前环境的凄凉黯淡,对西湖旧游的怀念之情就愈加强烈。于是,以下几句,作者索性放笔直抒这种不能自己的感情。“漫写羊裙”,用王献之书羊欣白练裙的故事。《南史·羊欣传》载,南朝宋人羊欣,年少时即工于书法,很受王献之的钟爱。羊欣夏天穿新绢裙(古代男子也着裙)昼寝,王献之在他的新裙上挥笔题字,羊欣看到王献之的墨迹,把裙子珍藏起来。这里“羊裙”代指准备赠与伊人的字幅墨迹。作者想象着:要把表达他此刻心情的信笺系到雁足上,让他捎给心爱的情人。写到此处作者犹觉意思未尽,但是,姜夔却把鸿雁传书这个人们熟悉知的故事再翻进一层:只怕大雁行色匆匆,不肯替我带信,因而耽误了日后相见的约会。所以,“羊裙”只是空写,怀友之情也就始终无法开解,这就使读者对词人的寂寞处境和悲伤情怀更加同情。
这也是姜夔的一首自度曲。序中所说的“犯”调,就是使宫调相犯以增加乐曲的变化,类似西乐的转调。所谓“住字”,即“杀声”,指一曲中结尾之音。《凄凉犯》这个词调,是仙吕调犯商调,两调住字相同,所以可以相犯。关于它的声情,正像龙榆生所说:“在整个上片中没有一个平收的句子,把喷薄的语气,运用逼侧短促的入声韵尽情发泄。后片虽然用了两个平收的句子,把紧促的情感调节一下;到结尾再用一连七仄的拗句,显示生硬峭拔的情调。”(《词曲概论》)姜夔在行都(杭州)令国工吹奏此曲,谓“其韵极美”。曲调与词情契合,声情并茂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美,体现了姜夔高度的音乐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