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必登高。文人登高,难免要寄托秋天的情思。“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苏轼针对这种情绪,词一开始就说:“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这一惊人之语,是针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而发的。杜甫诗的意思是:人已老大,在秋天更容易产生悲哀的情绪,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是勉强宽慰自己而已,明年重九再举行宴会,还不知谁健在呢?杜甫作此诗时仅49岁,还不到叹老悲衰的年龄,但他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又因上疏救房瑁,被目为房瑁死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对前途悲观,情绪低沉。苏轼同情杜甫的处境,但不同意他悲观失望的情绪。苏轼一生也不得志,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因政见与旧党和新党均不合,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先被新党捏造罪名,抓进监狱,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现又被旧党排斥在外,在杭州做个太守。对这一切,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对待之。
下片“尚想横汾,村菊纷相半”。“横汾”、“村菊”,事出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村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秋风辞》是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引《汉武帝故事》)此诗笔力雄健,表现了一代英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的欢乐景象。“尚想”二字,透露出苏轼对汉武帝那种具有冲破秋天的肃杀氛围而俯仰天地的气概,抱有向往之情。但汉武帝毕竟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这两句用汉武帝《秋风辞》首二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及唐李峤《汾阴行》:“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而略有变化,流露出对汉武帝高吟《秋风辞》之事沦为历史陈迹的叹惋。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悲秋”与众不同的看法,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高昂的调子,实在可贵。他用自己潜心佛老所获得的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在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沾沾自喜,从而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走过人生中的坑坑坎坎。这在恶浊的封建秩序下,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在表现方法上,或翻用古诗,或引用古事,并用“尚想”、“空有”等字,化实为虚,还能融佛理于浅显明白的语言之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