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胭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