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以描写旅况乡愁和离情别恨为主要内容。《雪梅香》(景萧索)一词写游子的相思之情,在柳词中虽属雅词,但是感情洋溢,明白如话,风格与其俚词是一致的。词中描写一位客居他乡的游子,正当深秋薄暮时分,登上了江边的水榭楼台,凭栏远眺,触景伤情,追忆过去的幸福时光,无限思念远别的情人。词的上片写词人登楼之所见:高远的晴空,映衬着萧条冷落的秋景,深深触动了词人的悲秋之情。不禁想道:当初宋玉作《九辩》时,心绪大概也是如此吧!“渔悲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对仗十分工巧。渔悲、水村勾画出一幅江边的萧索秋景:碧色的烟柱孤独地飘忽在寒意渐浓的秋气里,如血的夕阳染红了斑斓的落叶,红色的叶片随着萧瑟的秋风上下飞舞。这里,词人用秾艳的色彩把悲秋的哀愁充分地体现出来。“愁红”在古代诗词中多用来描写被风雨摧残的鲜花。但这首词中的“愁红”,当是指落叶而不是花。首先,既然已见残叶飞舞,当是暮秋时节;而残叶都已飘落,恐怕残花早已化作香尘了吧!再者,这两句词是工整的对句,前一句的“寒碧”是描摹孤烟的色彩,那么,这一句的“愁红”也当是形容残叶的颜色,而不应脱离“残叶”去牵扯落花。然而,这里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寒碧”和“愁红”这两个表现色彩的词还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联想。“寒碧”,暗示情人紧蹙的双眉;“愁红”,借指情人憔悴的愁容。古代女子以碧色画眉,因此,古诗词中也就常有这样的描写,如唐人张泌《思越人》词:“东风淡荡慵无力,黛眉愁聚春碧”;古人更常用“愁红”比喻女子的愁容,如顾敻《河传》词:“愁红,泪痕衣上重。”碧色是令人伤心的颜色,又是女子画眉的颜色,所以,词人由袅袅上升的一缕碧色炊烟联想到情人的黛眉,由被夕阳染红的落叶想到被风雨摧残的落花,进而联想到分别时情人带泪的愁容,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下片首句就写道:“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别后愁颜”照应“愁红”,“镇敛眉峰”照应“寒碧”。一个是明白描写,直抒深情;一个是暗中达意,景中关情,词人对其情人的真诚眷恋于此可见一斑。词人把视线从岸边移到江上:辽阔的江天,一抹斜阳浸入万顷波涛之中,江水缓缓地流向远方。这几句描绘“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景,怀人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趣。词人在下片直抒胸臆,回忆昔日与情人欢会的幸福,无限怅惘,相思愈深。词人迎着江风而立,脑海中浮现出情人的音容笑貌,雅态妍姿。或许当日正在相聚小饮,清歌婉转,妙舞翩翩;或许正在花前月下,两情缱绻,欢度春宵,然而,突然到来的别离,使热恋的情人“顿乖雨迹云踪”。过去的幸福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在这肃杀的秋天里,暮色苍茫,客居他乡的词人只能独倚危楼,悲思绵绵,怅憾难言,相思难遣。这复杂的情感在胸中汹涌,犹如面前奔腾的大江。无可奈何的词人只能托付远飞的大雁把这相思之情,悲秋之感,游子之心带过江去,传达给自己的心上人。结语包容了词人的欢乐、忧伤、回忆、希望、幻想,总括全词意蕴,韵味深长。
读者不禁感叹:若非亲感身受的真实思想感情,怎能写出如此披肝沥胆,情重意浓的词句!柳永终生落魄,怀才不遇,走马章台,混迹青楼,过着“诗酒风流”的日子,是封建时代的真正的浪子。从其《乐章集》中诸多诗词来看,他与妓女交好,不似那班轻薄子弟以玩弄女性为目的,而是极重感情,怜之,爱之,思之,念之,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这类作品不仅《雪梅香》一词,它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等等,不胜枚举。柳永的真情换来了同样的真情。他因写俚词被统治者排挤出上流社会,下层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妓女们却喜爱他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南宋叶梦得语),就是明证。柳永生前家无余财,死后由几个妓女合资才得以入殓成葬,这当可以看作是对柳永真诚的报答吧!
唐婉是我国历史上常被人们提起的美丽多情的才女之一。她与大诗人陆游喜结良缘,夫妇之间伉俪相得,琴瑟甚和。这实为人间美易。遗憾的是身为婆婆的陆游母亲对这位有才华的儿媳总是看不顺眼,硬要逼着陆游把他相亲相爱的她给休了。陆游对母亲的干预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把唐婉置于别馆,时时暗暗相会。不幸的是,陆母发现了这个秘密,并采取了断然措施,终于把这对有情人拆散了。有情人未成终生的眷属,唐婉后来改嫁同郡宗人赵士程,但内心仍思念陆游不已。在一次春游之中,恰巧与陆游相遇于沈园。唐婉征得赵士程同意后,派人给陆游送去了酒肴。陆游感念旧情,怅恨不已,写了著名的《钗头凤》词以致意。唐婉则以此词相答。
词的上片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内容。“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抒写了对于在封建礼教支配下的世故人情的愤恨之情。“世情”所以“薄”,“人情”所以“恶”,皆因“情”受到封建礼教的腐蚀。《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陆母就是根据这一条礼法,把一对好端端的恩爱夫妻拆散了。用“恶”、“薄”两字来抨击封建礼教的害人本质,极为准确有力,作者对于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之情,也借此两字得到了充分的宣泄。“雨送黄昏花易落”,采用象征的手法,暗喻自己备受摧残的悲惨处境。阴雨黄昏时的花,原是陆游词中爱用的意象。其《卜算子》曾借以自况。唐婉把这一意象吸入己作,不仅有自悲自悼之意,而且还说明了她与陆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晓风干,泪痕残”,写内心的痛苦,极为深切动人。被黄昏时分的雨水打湿的了花花草草,经晓风一吹,已经干了,而自己流淌了一夜的泪水,至天明时分,犹擦而未干,残痕仍在。这是多么的痛心啊!以雨水喻泪水,在古代诗词中不乏其例,但以晓风吹得干雨水来反衬手帕擦不干泪水,借以表达出内心的永无休止的悲痛,这无疑是唐婉的独创。
“欲笺心易,独语斜阑”两句是说,她想把自己内心的别离相思之情用信笺写下来寄给对方,要不要这样做呢?她在倚栏沉思独语。“难、难、难!”均为独语之词。由此可见,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只因封建礼教的残酷不仁。这一叠声的“难”字,由千种愁恨,万种委屈合并而成,因此似简实繁,以少总多,既上承开篇两句而来,以表现出处此衰薄之世做人之难,做女人之更难;又开启下文,以表现出做一个被休以后再嫁的女人之尤其难。
过片“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这三句艺术概括力极强。“人成各”是就空间角度而言的。作者从陆游与自己两方面设想:自己在横遭离异之后固然感到孤独,而深深爱着自己的陆游不也感到形单影只吗?“今非昨”是就时间角度而言的。其间包含着多重不幸。从昨日的美满婚烟到今天的两地相思,从昨日的被迫离异到今天的被迫改嫁,这是多么不幸!但不幸的易儿还在继续:“病魂常似秋千索。”说“病魂”而不说“梦魂”,显然是经过考虑的。梦魂夜驰,积劳成疾,终于成了“病魂”。昨日方有梦魂,至今日却只剩“病魂”。这也是“今非昨”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改嫁以后,竟连悲哀和流泪的自由也丧失殆尽,只能在晚上暗自伤心。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四句,具体倾诉出了这种苦境。“寒”字状角声之凄凉怨慕,“阑珊”状长夜之将尽。这是彻夜难眠的人方能感受得如此之真切。大凡长夜失眠,愈近天明,心情愈感烦躁,而此词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无暇烦躁,反而还要咽下泪水,强颜欢笑。其心境之苦痛可想而知。结句以三个“瞒”字作结,再次与开头相呼应。既然可恶的封建礼教不允许纯洁高尚的爱情存在,那就把它珍藏在心底吧!因此愈瞒,愈能见出她对陆游的一往情深和矢志不渝的忠诚。
与陆游的原词比较而言,陆游把眼前景、见在易融为一体,又灌之以悔恨交加的心情,着力描绘出一幅凄怆酸楚的感情画面,故颇能以特有的声情见称于后世。而唐婉则不同,她的处境比陆游更悲惨。自古“愁思之声要妙”,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她只要把自己所遭受的愁苦真切地写出来,就是一首好词。因此,此词纯属自怨自泣、独言独语的感情倾诉,主要以缠绵执着的感情和悲惨的遭遇感动古今。两词所采用的艺术手段虽然不同,但都切合各自的性格、遭遇和身分。可谓各造其极,俱臻至境。合而读之,颇有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之妙。
世传唐婉的这首词,在宋人的记载中只有“世情薄,人情恶”两句,并说当时已“惜不得其全阕”(详陈鹄《耆旧续闻》卷十)。此词最早见于明代卓人月所编《古今词统》卷十及清代沈辰垣奉敕编之《历代诗余》卷一一八所引夸娥斋主人说。由于时代略晚,故俞平伯怀疑这是后人依据残存的两句补写而成。
咏雁的诗通常借秋雁南飞的形象,抒发在北方的游子对南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北方艰苦环境的厌倦。这首诗却相反,塞北虽苦,但终究是故土。这首诗构思别具一格,主题更上一层楼。
诗歌首句从春到衡阳切入,语气中充满欢欣。诗人一开章就说“春风一夜到衡阳”,仿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从冬到春的岁序交替。乍看起来,好像有悖于常理,仔细一琢磨,这洋溢着人们对暖风乍至、大地春回的轻松喜悦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雁儿正久久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因而对此特别敏感,暖风初至,便喜不自胜。
第二句“楚水燕山万里长”,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大雁并不是因此赢得舒缓喘息的时机,而是产生急切离开的归念,忖量着“楚水燕山”的漫漫征程,准备立刻从楚水之畔飞回燕山之旁。这一层跳跃,写出大雁归心的急切,可说是“闻风而动”,绝无犹豫。“楚”,当然是指大雁生活的南方;“燕”,却是寒冷的北国,山水互文见义,正说明从南到北,这中间,要经历千山万水。“万里长”显示了大雁征程的遥远。而此时的江南,春色佳丽,正好流连。对此,人们心头困惑自然转化为对大雁的质疑,不但诗人要“怪”,连读者也要“怪”。
后两句当然是大雁的回答“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诗人用托物咏怀的手法,借春雁的口吻表达强烈的思乡情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王恭是福建闽侯县人,江南本来就是他的故乡,他却说“江南虽好是他乡”,由此看来,诗中的“楚水”、“江南”并非确指某个地域或方位,只不过是一种借代性的语句,指的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朝堂。因而本诗的主题不是表现对故乡的执着的爱,而是表现了诗人想辞官归隐、遁迹林泉,寻找自己精神憩息的家园,也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官,愿过渔樵隐逸生活的意趣。
本诗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取向不同,不写秋雁南归,寄托羁宦北方的士大夫对南方乡土的思念,而是写春雁,在春风吹到衡阳时,不计从“楚水”到“燕山”的“万里”之遥、程途之苦,坚决要回艰苦的北方去。诗旨不在于区别南北地域,而重在表现不留恋温柔富贵的官场,甘愿终老田园过吟啸自得的清高日子。
诗歌四句的结构,从弃优就劣这一违背常情的举动,引出疑问,而后归结到全诗的中心,有助于将主题表现得更鲜明,艺术手法上从反常突出正常,在引起惊诧后再以拟人的口吻亮底,加强了艺术效果。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