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是写得自然、本 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万里奉王事，一身 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 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 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数 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岂有不想家的道理？
此诗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 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有力的揭 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字不仅指出这种事实，而且很 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一类的感触 来。首句只叙事，不言情，但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龙钟”是沾湿的意 思，全句说： 揩眼泪已经揩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仍旧不干。这种写法 虽有夸张，却极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欲捎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而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能深入人心，历久不忘。岑参这首诗，正是有这一特色。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
全词上片纪事、写景，下片抒怀明志。文字简单、明了，沿袭了诗人一贯的写作风格，豪迈、自信依然是毛泽东在这首词中的两大元素。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首句即破空而来，气魄非凡。诗人在闲庭信步的从空间让阅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大气派。“凌云志”借井冈山的巍峨写出了诗人的“凌云”抱负。三十八年前诗人在此立下的天下抱负，今天早已经实现，如今他一路征尘归来，重访故地，心情是何等激动与自豪。诗人在走过他自己当年曾经战斗过的每一处地方时，都留下了深情的目光和不尽的思绪。这是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词意。然而，“重上”的含义仅仅是重回、重游吗？为何“重上井冈山”又是诗人“久有”的“凌云志”呢？这只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巍巍井冈，山高林密，竹繁花盛，树茂草深。涧水潺潺，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三十八年前的旧地，如今变了新颜。这让走在井冈山、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禁不住思绪万千、感慨万千。他透过眼前的景色不仅看到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也看到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所起到的作用。也因此，诗人激动、豪迈、自信，挥毫写下“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是一种驻足回首的豪迈与慷慨，也是诗人即将进行新一轮革命行动的信心和决心。
诗人展示一幅绚丽多彩图画：蓝天绿树，黄莺婉转，紫燕飞翔，溪涧流水潺潺；举目仰望，盘旋的高路，插入白云渺渺的云端。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无比喜悦、轻松而舒畅的心情。流畅明快的笔调，抒发了诗人对井冈山变化之美的赞颂。
诗人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形象的描绘了井冈山的变化；它是当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呈现祖国新貌的缩影。
湖南黄洋界海拔1343米，群山巍巍，云雾茫茫，形势其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人以轻松、舒畅的情怀来到黄洋界哨口，攀登鬼斧神工般“鹰隼难度，猿猴难攀”黄洋界，其他“险处”岂能阻挡雄姿虎步，何须再看？诗人由眼前景色，荡开一笔，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上阕描述诗人重上井冈山经过，叙事、写景、抒情溶为一体；表达了诗人欢快的情绪和豪迈的气概。
下阕开头三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壮伟遒劲地展现了井冈山以及整个革命斗争时期的风雷激荡，红旗漫卷的壮阔场面。井冈山猎猎红旗，打碎帝、官、封枷锁，变成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诗人运用白描手法，不仅照应前文“重上井冈山”，点出离别的时间；而且浓缩时空距离，表达了抚今追昔丰富的情感。三十八年，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经受的是血与火、生与死严峻的考验，囊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丰富内涵。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过去”“弹指”看似轻松，饱含着沉重的牺牲和可歌可泣感人的诗篇。胜利果实来之不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中华儿女凌云壮志。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然后谈笑风生、唱着胜利的歌曲，从容而归。酣畅淋漓的抒发了诗人征服宇宙的革命家豪情。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民间谚语；作者把深刻的哲理，用口头语融于诗词之中，诗人此词以议论的手法结穴，不仅首尾呼应，而且启迪、鞭策人们：胜利属于不畏艰险，勇敢攀登的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如此。“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能实现。
下阕诗人触景生情，回顾三十八年革命历程；融情于理，以发人深省、深刻的哲理总结诗篇。
纵观全词，笔调明丽、轻松，挥洒自如；节奏优美欢快，巧妙运用谚语、古人诗句。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一体，意境开阔、高远。可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是现代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瑰宝。
上片写伤春怨恨。首句抒情，百种相思与千种怨恨交织在一起。“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早就有伤春之心，再加上被春酒所困而病酒恹恹。“薄幸辜人终不忿。何时枕畔分明问。”薄幸郎辜负了别人的行为，实在令人不满，要在枕边问明白。“枕畔”，“不忿”中盼着重逢相。
下片诉愁。过片“懊恼风流心一寸”，后悔为了情爱而劳役自己的身心。“强醉偷眠，也即依前闷。”强行将自己灌醉酒，以求得好入睡，也仍然像以前那样烦闷。“此意为君君不信。泪珠滴尽愁难尽。”这两句是说：这种爱恨交织的相思，全是因为你造成的，可是你却不相信。泪珠滴尽了，而愁怨却难以消尽。
这首词写一个多情女子对薄幸情郎的怨而不怒的复杂的情感。她不愤怒，但她懊恼、烦闷、愁苦、哭泣。尽管如此，她仍然抱有天真的希望：“何时枕畔分明问”。然而，“此意为君君不信”，她等待的恐怕还是失望。一首小词，感情容量却如此复杂。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