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实刚融游仙、忧生、饮酒、纵情为一体,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诗的前四句,追思仙人,提出疑问。诗人开篇便从古时仙人、仙境起笔,首先创造出迷离缥缈的意境,也凝聚着诗人一生求仙的曲折历程和复杂心态。首二句仙人、仙境相应,山海对举,“栖”、“入”二动词镶嵌句中,造成神妙飘逸的意境,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景仰、追思的情感。后两句则转入疑问,这是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探索之后的反思绪果,疑问中透露出诗人迷惘、惆怅的复杂心态。
中间四句,感叹时光倏忽,人生易老。这里,诗人为强调人生变化之迅速,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浮生”两句中,“流电”的意象与“浮”、“速、‘倏忽”等词语的交互作用,就凸现出其人生短促的意识。”天地”两句又以永存的天地为反衬,来强化其人命不常的意识,揭示出时间的无限、宇宙的永恒与人生有限、容颜易改的矛盾,倾泻出诗人欲有为而不得,欲超脱而不能的内心矛盾与苦闷,流露出迷惘、倜怅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
结尾两句,紧扣诗题,揭出主旨。诗人在仙境、人生皆令人幻灭、绝望的情境中,忽辟奇境,面对酒杯而产生种种联想,在欲饮未饮的心灵搏斗中,以尾句中反诘的语气透漏出他欲超脱而不能的复杂心态,也表达出更高远的精神追求。
总体来说,这首诗以诗人内心情感流向变化来结构全诗。起笔是对古仙人思慕的情感基调,继而转入对仙人不复现的失望,对求仙追求的疑虑与怅惘。然后由上而下转入对人世时光易逝的忧虑,对容颜日改的无可奈何,表达出一种失落、灰心和幻灭的情绪。至此,诗人的感情潮水已退入最低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这时,诗人又以超然挥洒的笔触,突然推开去,独辟蹊径,以面对酒杯的联想、发问,表达了“含情”有待的高远精神追求,从而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这就形成了全诗看似漫不经心、跳荡不羁,实则整然有序,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显示出这首诗“飘逸”的风格。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绿水环绕,清幽静雅的画面。这幅画面是由小桥、曲水、村落、岸阁、绿萍、荷花、人家、院门等景物,有机组合构成的。
“桥西一曲水通村”,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色,同时也自远渐近,显现出范成大别墅的方位。湖上烟波浩渺,湖岸林荫繁茂,湖水和溪流相接的岸边滞留着浮萍那绿色的痕迹,作者正是凭借这一点来找到通向村落的道路。这种情形如同武陵渔人发现水上漂流的桃花而寻到桃花源一样,主人所住的地方正是一个深邃的所在。
“岸阁浮萍绿有痕”,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声名早已被风吹散,让水涤尽;不变的是那岸边的楼阁亭榭,水中的浮萍野鸭,还有那推不开的满眼满怀的绿。即使这一切都已失落,“信脚自能知旧路”,那双在这山青绿水之间走过千百遍的脚,也是识得路的。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石湖”,就如陶潜的桃花源。它既是指范成大实在的石湖别墅,更指范成大的精神家园,是其历尽世事后的疲惫身心的修养之所,但是,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外人亦无迹可寻,只有他的知己姜白石寻“痕”而来,穿过“藕花”深处,深扣门扉,吱呀一声,别有洞天,原来门是虚掩着的。同道中人自是轻车熟路,如回家一样,而那趋炎附势的俗人,纵然踏破铁鞋也不得其门而入。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姜白石这样清俊雅洁的人才能悟得。
第三句写范成大的别墅远离尘世的喧嚣,实际上也是对主人品格的称颂。范成大以廊庙之才,归隐江湖之上。他在朝时,希望能为恢复中原而竭智尽忠,但不得孝宗的信任,御史便挟私憾攻击,于是他落职退隐江湖。他视富贵如浮云,惟恐再染尘世的污秽,所以“家在石湖人不到”。这里的“人”便是指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之人。主人能做到“人不到”,足见他的操守之高。因而他能在退隐中怡然自乐,沉醉于自然美景中。“藕花多处别开门”,专开门户在荷花繁盛的地方,体现了主人高雅的志趣。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情俊雅洁的人能悟得。
三四两句,写景实即写人,此诗赞誉石湖美景,赞扬了主人非同一般的品格和情趣。有人说第三句中的的“人”是指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在范氏去职归隐后不再与他来往,范氏却不以为意,反而享受田园之乐,这与作者终生不仕的人生态度相契合。但有的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人“只是泛指,无人相烦正是幽静的要素,不是写范氏失势后的世态炎凉。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