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余雪。诗的内容不算很难懂,说的是诗人的观察和思考。写诗人从北面看终南山,冬天雪后的山峰显得十分秀美,山上的积雪深厚,更增加了山的高峻。当傍晚时分,雪后天晴,林木反射着夕阳的光辉。由于有了厚厚的积雪,小城的人感觉寒冷增加许多。十分简练的四行文字,描写了一幅完美的冬雪的自然景色。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中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做“阴”);而且,惟其“阴”,才有“馀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十分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正给人以“浮”的感觉。或许有的读者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同时,“积雪浮云端”一句写出了终南山高耸入云,表达了作者的凌云壮志。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中“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余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余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余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终南余雪的题目,写到因望余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就不必死守清规戎律,再凑几句了。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之作。诗中的霁色、阴岭等词烘托出了诗题中余字的精神。
从此诗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诗人初恋对象,因为只有青梅竹马的异性,才可能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才写得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可惜父母未能如其愿,姑娘在“泣春风”,也是诗人在叹息。“十五泣春风”正是写出了诗人与姑娘的这段恋爱,没有结果,从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这首诗以少女怀春之幽怨苦闷,喻少年才士渴求仕进遇合之心情。这位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以长眉为美,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犹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十二岁学艺刻苦,学弹秦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十四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戚属,“悬知”,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十五岁无处说相思,古时女子十五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善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何等情思。
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自喻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甲集序》中曾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近人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十六岁时因初恋对象之父母未能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初恋。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夫人感情深笃,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无人送酒来”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遥怜故园菊”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