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三句，词人从眼前赵府花园之景写起描绘出一片荒废、凄凉的景象，表达出其自身的迟暮之感和亡国之悲。下片再回到对赵府府邸、花园的描写。首句“繁华流水去”，总述赵府昔日繁华不再，过去再美好，转眼都成过往，流露出词人亡国的哀怨之感。结尾三句，接续僧人侵占之意，写僧人把这座府邸当做庙宇，严防死守，不让游人赏玩，词人借此暗示元人对百姓的严酷统治，再想宋朝的覆灭，真令人感慨万千。
上片“西园”三句，点明着笔地点。“春暮”点明晚春时景；接着两句一写草，一写花：草为“乱草”，杂乱野草，遮没路径；花为“残花”，急风阵阵吹打，花瓣纷堕。红雨即指花瓣雨，即花瓣散落如雨，李贺《将进酒》有“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诗句。通过描绘满目凄凉的残春景象，烘托出作者的衰老心态和亡国之悲恨。“王侯多宅第，草满玉阑干。纵有春光在，人谁看牡丹”，汪氏所写的这首诗写草虽乱而花却好，虽描写不同，但意义无异。
残垣断壁，故园不在。词人心事重重，由花园着眼整宅，心中不知何等滋味。“念旧巢”二句，由点及面由花园进一步写整座邸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慨叹东晋王谢等贵族第宅，历经沧桑，豪宅已成废墟，建起平常百姓的住宅，燕子仍来原处做巢，只是屋舍已易他人，此词引用刘诗之意，意为赵府仍在，但已改作佛寺，原来的燕子也不识其处，不知飞到哪家哪户去了。“斜阳外”二句，转写邸宅外景：落日斜照，笛声远送。笔致含蓄深曲，令人感慨亲之。
汪元量对琴师音乐特别敏感，常用声音作为其词的结尾，用幽畅的笛声抒发感慨。怀古声息，笔锋一转，下片又转到府宅、花园本身。“繁华流水去”，是此词所包含之情感。“舞歇”二句展开续写繁华逝去之景象：赵府昔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已为过眼烟云，只见遗钿已被泥土所埋。“忍见”，怎能忍心看到这种景象。蕴含词中心中一缕怀旧情思。以“香”形容“土”，倍觉哀怨。残留于今日往日的脂粉气，而丽人已不在。
“渐橘树方生”四句，重写花园。“渐”“方”“才”三字，深含潜滋暗长的意味，蕴藏无限生机。橘树和桑树颇具深意。生于南方的橘树，不能移植，根深蒂固。汪元量赞赏橘桑，正是表达对故国故土的坚贞。大好园林，却为僧人所占，“便关防”三句，令人感慨万分，谓不让显贵玩赏，防守紧严。只是一座庙宇而已。
这首词，词人以赵府府邸为依托，从园、宅两处进行描写，由园到宅，再由宅到园，反反复复，跌宕起伏，寄托词人思国恋旧的情感，含蓄深曲，凄美婉转。
人尝论王维诗诗中有画，品《观猎》果不虚言。王维这首《观猎》，以一个“猎”字贯串全篇，生动鲜明地描绘出了一组将军冬日狩猎图。这组将军狩猎图又分为出猎图和猎归图。
首联起句先写角弓鸣响，箭飞劲疾，然后才点出是将军冬猎。在强劲的北风中，传来了开弓放箭的声音，一开头便渲染出紧张肃杀的气氛，然后点明猎者和猎所，确是下笔不凡。
“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具体描写纵鹰击捕，怒马追逐，进一步渲染了打猎的气氛，细致地刻画出打猎的场面，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诗人用“疾”字刻画鹰眼锐利，以“轻”字形容马蹄迅捷，细腻传神。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草枯鹰眼疾”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的写作，从章法上来讲，一般都要转折，要在上两联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境界，转出新意来。但转折时意脉不能与前面断裂。这里的新丰市、细柳营故址均在今西安市附近，两地相距七八十里。细柳营，本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此处代指军营，即狩猎将军的住处。“还归”照应“忽过”，可见将军返营驰聘之迅速，画面具有飞动之感。诗人于此下一“忽”字，将其猎马之神态、将军之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读者闭上眼睛一想，一位将军的形象便会立即跃入眼帘，使人难以忘怀。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尾联更以写景收结，囊括全篇，贯通意脉。射雕处，又拱出一典，使全诗更加典雅。据《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此，斛律光被人称作“射雕手”。此处是代指将军射猎之处，隐含将军武艺之高强。此处射雕，并非实指。如若实指，则前边的“草枯鹰眼疾”则是白费笔墨。用“千里暮云平”一句结束，尤为精当。将军还归之晚，出猎之遥，全部暗示出来，并给人留下回想的余地。
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语出《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言“射雕处”，借射雕处赞美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总的来说，王维的诗，或以悠闲古淡见长，或以豪迈精工著称。此诗气概豪迈，造句精工，章法严整，诗味浓郁。此诗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表达出诗人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在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宵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于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