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先写景后叙情。抒发故地景色风光,就景抒怀,不无留恋之意。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写法宛转老到。“故溪”对“稚柳”,“歇雨”承“苏晴”。“稚柳苏晴”词序倒置,反觉精警,是周词常用的手法之一。与《琐窗寒》“暗柳啼鸦”相似。雨后大自然清新无比,词人也心神清爽。诗情画意的客观描写,毫无词人的主观色彩。
“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全系景语,但心情却充满抑郁之情。词人因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生理上心情感受变化,影响及于心灵深处萌生的迟暮。上句的“未觉”,这里的“正怜”、“抵死”,与词人被压抑的情绪紧密相连,一点也不轻松。语本宋·欧阳修“轻寒漠漠侵驼褐”诗句。
“叹事逐孤鸿去尽,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中“孤鸿”、“塘蒲”、“尘沙”所具有的动静景象仍然充满压抑。领字一“叹”,直到上片结赘一“嗟”字,一气贯注,便锁定了沉闷的基调:慨叹四十馀年所走过的坎凛历程,嗟嘘翩翩年少曾游旧地的万千思绪,前后呼应,今昔之感慨无不蕴蓄其中,抑郁感叹之情力透纸背。“事逐”句化用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恨如春草多,事逐孤鸿去”诗意,四十馀年情事一带而过,情景交衬,转折自然。“身与塘蒲共晚”,亦用典。唐·李贺《还自会稽歌》序有“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事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歌中云:“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脉脉辞金鱼,羁臣守迪贱。”王琦注谓指庾肩吾“发白身老,不堪再仕,当永辞荣禄,守贫贱以终身”(上引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西平乐]》)。周邦彦同庾肩吾均夙擅文辞,是时年老失官避兵乱间道还南京亦同。所以用“身与塘蒲晚”一句,“借以自况”。周邦彦套用前人成句,仅添以一“尽”、一“共”两字,即衬足“悲”意,且“语省意丰”,精炼准确,此处词人用典之妙、造语之工、化用之奇。“事逐孤鸿去尽,身与塘蒲共晚”,正是词人对自己一生悲苦的总结。“事”,感事、叹事,则是本传所载献赋万馀言、读于迩英殿、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身,本身。是晚年衰朽萧瑟。即柳永《八声甘州》词“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争知”二句承上,进而写凄凉境况。
“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中“追念”是在上述同一时空画面之上,叹老哀衰,而感慨不已。因情布景,景为情设,乃词人精心之构思。以“叹”、“嗟”领结七句,足见感叹、嗟伤之深。“故地使人嗟”的“嗟”字恰与“叹事逐孤鸿尽去”的“叹”字一首字一尾字,前后照应,把这大段的感慨囊括其中。极似词作者的精心安排。
下片抒尽倦游思归之感,充满叹惋感慨之情。过片四句十六言,写眼前景物依旧。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敲斜。”交代了上片词人伫立沉思之处。承上片结处,故地仍然“道连三楚”。五代之际,马殷据长沙,周行逢据武陵,高季兴据江陵,都在古楚地,分为东楚、南楚、西楚,故称。亦指今湘鄂一带(见《三楚新录》)。词人对四十馀年的景色记忆犹新,写景仍然气象辽阔、雄浑。此时,词人从郑地(郑驿)向湘鄂。“天低四野,乔木依前”,就连“临路敲斜”写不平坦的道路的“敲”、“斜”二字,都含孕着词人心底的抑郁不平意蕴。这几句合时间、地点、人物、景物,上下片过渡自然、衔接紧密。
“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这五句写词人心境不平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以“重慕想”领起,故地重游,进一步由景色忆及高人隐士弃官归隐。词人用召平、陶潜之典,写自己完全可以像他们一样,归隐不仕。同时表白了自己对出仕的后悔。词人从“道连三楚”一直写到“何况风流鬓未华”,完全是续写序中所说“天长道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既有两度经过物我变化的嗟叹,又有飘泊流徙宦海浮沉的悔恨。“何况”二字一转折,似有所悟,于是从想象又回归现实。
“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流,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词笔又一转折。慢词写至此处,似连珠、如波涛,滚滚而来、倾泻而下。然而煞尾跳出一句“翻令倦客思家”,势如野马脱缰,快似决堤激流。虽有“风流鬓未华”、身体尚健,但内心疲惫,似乎人生已到尽头,突然煞住。“时倒融尊”词中指友人请饮酒。结句也是词人一生词作的绝笔。词人卒于异乡,再也未能返回故里。结尾六句一韵,写天长故人热情好客,比得上郑当时、孔北海。而且一再挽留长住,共度春天。尽管感激不已,然而反觉倍加感伤。
这首词作为长调以写景为主,旨在言志,求得情景交融。全词入目而来的景物,或稚柳,或塘蒲,或驼褐、孤鸿,或尘沙、天低,无穷阴冷昏暗。这首词写在词人心力交瘁、年老体衰、谢世绝命那年。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行路难》的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诗人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结交一些纨袴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他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至于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他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像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他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他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指游食于王侯之门。不称(chèn)情:不如意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