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宽三邑责，不为一州私。
逮此来归日，还如始至时。
士民难借寇，唯有召棠思。
能宽三邑责，不为一州私。
逮此来归日，还如始至时。
士民难借寇，唯有召棠思。
这组名为“春、夏、秋、冬”爱情诗是李商隐仿“长吉体”艳诗中最出色的篇章。四首诗吟咏了一段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诗立春、夏、秋、冬四题，系取《子夜四时歌》之义，抒发对所思慕的女子一年四季相思之情。《春》诗从春光烂漫中寻觅娇魂而不得开始，折入追忆初见对方时美好情景。立即又描绘雄龙雌凤杳远相隔的浩叹和魂牵梦系的情思。以下即极力渲染寻觅之渺茫，思念之深挚，最后想象对方在春天将逝的季节身着单绡、肌衬玉佩的情景。《夏》诗先写初夏雨景和石城（金陵）凄清的环境，暗示女子已去。然后想象对方身处南方瘴花木棉之地，独守闺帏，孤寂无伴之状。接着又转而回忆往昔两人曾经的短暂欢会和随之而来的分离。最后以祈望对方的到来作结。《秋》诗全篇都是对女子现时情境的想象。先想象她秋夜含愁独坐，相思念远；再想其夫亡室空，孤寂凄冷；最后又想象她秋夜弹琴，衣衫冷薄，怀思旧情，独对爱情旧物，潸然泪下。《冬》诗首点时令及对方失侣孤居，次言双方如青溪小姑与白石郎之相隔遥远；复想其身处孤冷之境，芳心已死，爱情幻灭；然后又转忆佳人之美，远胜嫦娥，而今唯独处空城，歌舞早歇，唯余纤腰，当年姊妹二人联袂而舞之欢早已烟消云散。最后想象女子在风雨冬夜独对残烛，空流红泪，直到天明；而破鬟松散，倚坐朝寒，容颜亦非往昔。
四首诗都交织着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四季景物的变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也由寻觅怀思、企盼重会，到悲慨馨香已故，情缘已逝，最后则根断心死，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女主人公的形象，从《春》之“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到《夏》之“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再到《秋》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最后到《冬》之“破鬟倭堕凌朝寒”“蜡烛啼红怨天曙”，从外在到内心也都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循环过程。徐德泓借《柳枝诗序》“幽、忆、怨、断”四字概括四首大意，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四首所表现的情感特点。
这组诗以炽烈的情感，秾艳的语言，纯粹抒情的笔法和极富跳跃性的结构章法，歌咏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抒发爱情梦幻式的感受，主要是通过情绪气氛和幽艳意境的渲染，而不是叙述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即通过回忆、想象来抒写刻骨铭心的思念，其中经常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换，诗歌语言的秾艳和象征色彩造成一种华艳而朦胧的风格。如《春》诗的“暖蔼”六句。先是写回忆中初见对方的情景：“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在春日和煦阳光的掩映下，对方梳着高高的发鬟，伫立在盛开的桃枝下。下两句却从过去之遇跳过生活中应有的阶段（如会面、结合、离别），闪回现境，发出“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的叹息。接下来“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写午醉初醒，迷幻历乱。误以为残阳映帘是初阳照窗，好梦中断，然乍醒迷惑之际，耳畔似犹闻对方之言萦回，似幻似真，如痴如迷。四首诗中，随处可见。这种昔境与现境的迭现，实境与幻境的蒙太奇镜头的变换切入。这种时空不断变化交错的写法，构成了意境的朦胧与多彩。
长吉诗奇而怪，艳中显冷，有时甚至追求强烈的刺激。李商隐这首仿长吉体的组诗，却以奇幻的想象来构筑迷离朦胧的意境，用秾艳的词采表达炽热痴迷的情感，哀感缠绵，一唱三叹，令人低吟不尽。
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洪适的《渔家傲引》，共有词十二首。词前有骈文“致语”，词后有“破子”、“遣队”。十二首词分咏渔家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情景，从“正月东风初解冻”起，至“腊月行舟冰凿罅”止，词体与《渔家傲》无异。
首句“子月水寒风又烈”，是在描写“子月”（即农历十一月）的特定环境下，渔家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情趣。词的上片，写渔人顶烈风，涉寒水，捕鱼落空。“水寒风又烈”，是“子月”的气候特征。但这里并非泛写气侯，而是下文诸多内容的张本，渔人的劳动、生活、思想，皆与这种特定气侯相关联。尽管水寒风烈，渔人仍须下水捕鱼，可叹的是“巨鱼漏网”，圉圉而去，渔家生活，便无着落，连暂时缓解窘迫生活的希望也成为“虚设”了。“圉圉”一句，写巨鱼的逃跑，形象逼真。“圉圉”，困而未舒貌，语出《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丙穴”，本来是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其地有鱼穴。左思《蜀都赋》有“嘉鱼出于丙穴”句。这里是借指巨鱼所生活的深渊，活用典故，如同己出。“从”，“任从”的意思，任从那巨鱼摇头摆尾地回到深渊。一个“从”字，把渔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表现淋漓尽致。上片结句进一步写渔人的心理活动：“谋自拙”是对“巨鱼漏网”的反省，自认谋拙、晦气，至于别人怎样说，那就由他去吧！渔人毕竟是旷达的。
在这片中，作者对渔人所流露的感情，是同情和怜悯的。词的下片，变换了笔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描写渔人的生活。“昨夜”、“今宵”两句，是全词仅有的一组对句，描绘了渔人少有的闲适生活图景。“醉眠”、“独钓”是写渔人自己的有代表性的生活内容以少见多，以少总多：“昨夜”、“今宵”和“西浦月”、“南溪雪”，是通过时间与场景的迅速变换来表现渔人生活的旷放无拘。“妻子一船衣百结”则转写渔人全家的经济生活状况。此句字字用力，既有其具体性，又有其概括力，“衣百结”三字尤其着力，渔家的窘迫困顿，种种艰辛，都浓缩在这三字之中。如此一家，偎依在“子月”的寒水烈风之中，不言而喻，在这种形象画面里，凝聚着作者的同情。这也是当时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结句则再转一笔，写渔人家庭生活中“贫也乐”的精神，虽穷困但团聚，自有其天伦之乐，而没有、也不知有人世间的那种离别之苦。“不知”一句，脱鞲而出，由对渔人一家生活的描写，猛宕一笔，转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示，且藏辞锋于婉转之中：明明是慨叹“人世多离别”，却又加“不知”二字，其实这里渔人的“不知”，正是作者所“深知”，唯其深知，才能这样由此及彼，不失时机，予以指斥，慨乎言之。这种结尾，如豹尾回顾，相当有力。
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把渔人写成了劳动者，写成了真渔人。以前此类词中出现的渔人形象，主要是杂有政治色彩的隐士，他们或是“蓑笠不收船不系”的懒散，或是“一壶清酒一竿风”（均见《敦煌曲子词》）的安逸，或是坐在钓船而“梦疑身在三山岛”（周紫芝《渔家傲》）的幻想。他们“不是从前为钓者”，而是政治失意之后才“卷却诗书上钓船”（均见《敦煌曲子词》）别寻出路的，总之是“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五代李珣《渔父》）。洪适这首词笔下的渔人却是“为鱼”的，他靠撒网为生，不同于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的隐士。他也有“醉眠”的时候，但那酒，是“长把鱼钱寻酒瓮”（见“正月东风初解冻”首），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在这首词中，“西浦月”、“南溪雪”两句，点缀意境是很美的，再加上“醉眠”与“独钓”，似乎渔人也有点儿隐士风度了，但是词的下句便是“妻子一船衣百结”，直写其全家经济生活的艰辛，这是最能表现渔人处境的一笔，也正是以前词人笔下的“渔人”形象所独缺的。至于“西浦月”、“南溪雪”，那是大自然的美，是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而渔人在烈风寒水中能够享受的，也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