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好男儿远去从军戍边,他们从小就游历幽燕。个个爱在疆场上逞能,为取胜不把生命依恋。厮杀时顽敌不敢上前,胡须象猬毛直竖满面。陇山黄云笼罩白云纷飞,不曾立过战功怎想回归?有个辽东少妇妙龄十五,一向善弹琵琶又善歌舞。她用羌笛吹奏出塞歌曲,吹得三军将士泪挥如雨。
此诗题为“古意”,标明是一首拟古诗。开始六句,把一个在边疆从军的男儿描写得神形毕肖,栩栩如生,活跃在读者眼前。第一句“男儿”两字先给读者一个大丈夫的印象。第二句“少小幽燕客”,交代从事长征的男儿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幽燕一带人,为下面描写他的刚勇犷悍张本。这两句总领以下四句。他在马蹄之下与伙伴们打赌比输赢,从来就不把七尺之躯看得那么重,所以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杀得敌人不敢向前。“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这三句把男儿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一个男儿,谁都想见识见识吧!可是诗不可能如画那样,通体写出,只能抓特征。于是抓住胡须来描绘。然而三绺五绺长须,不但年龄不符合,而且风度也太飘逸了,因此诗人塑造了短须的形象。“须如蝟毛磔”五字,写出须又短、又多、又硬的特征,那才显出他勇猛刚烈的气概和杀敌时须蝟怒张的神气,简洁、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这一从军塞上的男儿的形象。这里为了与诗情协调,诗人采用简短的五言句和短促扎实的入声韵,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接下去,诗人又用“黄云陇底白云飞”一句替诗的主人公布置了一幅背景。闭目一想,一个虬髯男儿,胯下是高头战马,手中是雪亮单刀,背后是辽阔的原野,昏黄的云天,这气象是何等的雄伟莽苍。但这一句的妙处,还不仅如此。塞上多风沙,沙卷入云,所以云色是发黄的,而内地的云则是纯白的。这一句中黄云白云表面似乎在写景,实则两两对照,寓情于景,写得极为精细。开首六句写这男儿纯是粗线条、硬作风,可是这远征边塞的男儿,难道竟无一些思乡之念吗?且看男儿在向前看一看那陇上黄云之后,也还不免回首一望故乡。故乡何在?但见一片白云,于是不能不引起思乡之感。这一层意思,诗人以最精炼最含蓄的手法,表达在文字的空隙中,于无文字处见功夫。但如果接下去,写思乡念切,急于求归,那又不象是这样一个男儿的身份了,所以在这欲吐不吐、欲转不转之际,用“未得报恩不得归”七个字一笔拉转,说明这一男儿虽未免偶尔思乡,但因为还没有报答国恩,所以也就坚决不想回去。这两个“得”字,都发自男儿内心,连用在一句之中,更显出他斩钉截铁的决心,同时又有意无意地与上句的连用两个“云”字相互映带。前六句节奏短促,写这两句时,景中含有情韵,所以诗人在这里改用了七言句,又换了平声韵中调门低、尾声飘的五微韵。但由于第八句中意旨还是坚决的,所以插用两个入声的“得”字,使悠扬之中,还有凛烈的劲道。
一般想法,再写下去,该是根据“未得报恩不得归”而加以发挥了。然而,出乎意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年仅十五的“辽东小妇”,面貌身段不必写,人们从她的妙龄和“惯弹琵琶能歌舞”,自可想象得出。随着“辽东小妇”的出场,又给人们带来了动人的“羌笛出塞声”。前十句,有人物,有布景,有色彩,而没有声音:“今为羌笛出塞声”这一句,少妇吹出了笛声,于是乎全诗就有声有色。“羌笛”是边疆上的乐器,“出塞”又是边疆上的乐调,与上文的“幽燕”、“辽东”贯串在一起。这笛声是那样的哀怨、悲凉,勾起征人思乡的无限情思,听了这一曲,不由“使我三军泪如雨”了。这里,诗人实际上要写这一个少年男儿的落泪,可是这样一个硬汉,哪有一听少妇羌笛就会激动的道理?所以诗人不从正面写这个男儿的落泪,而写三军将士落泪,非但落,而且落得如雨一般多。在这样尽人都受感动的情况下,这一男儿自不在例外,这就不用明点了。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含蓄而精炼,功力极深,常人不易做到。此外这四句采用了上声的七麌韵,“五”、“舞”、“雨”三个字,收音都是向下咽的,因而收到了情韵并茂的艺术效果。
全诗十二句,奔腾顿挫而又飘扬含茹。首起六句,一气贯注,到须如蝟毛磔“一句顿住,”黄云陇底白云飞“一句忽然飘宕开去,”未得报恩不得归“一句,又是一个顿挫。以下掷笔凌空,忽现辽东小妇,一连两句似与上文全无干涉,”今为羌笛出塞声“一句用”今“字点醒,”羌笛“、”出塞“又与上文的”幽燕“、”辽东“呼应。最后用”使我三军泪如雨“一句总结,把首句的少年男儿包涵在内,挽住上面的突接,全首血脉豁然贯通。寥寥短章之中,能有这样尺幅千里之势,这在李颀以前的七言古诗中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