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的上片写遭受潘害的怨恨,作者尽情发泄了对人言可畏的险恶环境的憎恶。开头就说:再也不要与别人争比新月一样娟秀的蛾眉了,这只能惹来麻烦。用突兀而起的笔法,强烈地表现因才遭忌的不平,也可见出作者在下笔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愤激心情。只因为这美好的容颜,也不知招来多少谣言和污蔑,使他痛感小人之口,利于刀剑。既然自古以来不断的毁谤能够伤人至骨,点在臂上标志贞洁的宫砂不可能因诬诉而消褪。在上片中,作者写了一个可怕的黑白颠倒的世界。流言蜚语的邪风毒化着空气,贞洁可以被说成淫荡,美好反而被视为丑陋。这种环境令人窒息,令人愤慨。
下片写遇谗失宠后,决心贞操自守,表现了退然不同的决裂态度,女主人公手持象征高洁的纨扇,不愿作乞怜之态,更不会去祈祷秋风再热。她自信红颜未减,宁愿与镜中情影朝夕相对,孤芳自赏。与其以媚态事人,何如“自媚”。从依附于人到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的确是一大进步。这首别出机杼,一反传统立意,表现出作者在逆境中不失其孤傲的性格。措辞激烈,作斩钉截铁语,在词中这已经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风格;而同时柔中有刚,愤激中仍不胜凄惋之感,更为难得。 [3]
这首词,词情甚为凄苦,而情绪却较饱满,虽然充满压抑感,但人物的斗志仍然昂扬。上下两片,前写积毁之重,内心之悲愤,后写对待“积毁”的坚决态度,傲然独立,决不低眉事人,一气呵成,人物形象鲜明。写美人的遭诽谤,美女的“自媚”中,也许有诗人自己生活经历中的影子。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这首诗首联交代时间,一个“催”字奠定了全诗愁闷的基调;颔联写人的活动,颈联写自然景物的变化,让人感到天气渐暖,春天将近的一丝喜悦,尾联转而写诗人想到自己身处异乡而不免悲从中来,于是邀儿子一起借酒消愁。全诗选材典型,“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此诗开篇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二句是总起,以咏叹笔调点明“阳生春来”,与诗题紧扣,同时给人以紧迫感: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中间四句是分承,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和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
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二句直承首联“冬至”的自然节令特征,别出心裁,用刺绣添线、葭管飞灰,进一步点明季节变化。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二句直承冬去春来的景物特征,用柳叶“将舒”承一“容”字,使人产生柳叶如眉的联想,以梅花“欲放”承一“意”字,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富有动感特征,蕴含着生命的张力,体现出春临大地的蓬勃生机。虽然春天容易引发乡愁,但诗人的乡愁却是乐观向上的,故诗最后的“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二句以抒情作结,奉劝世人干尽杯中酒,享受美好的生活。
全诗立意高远,选材典型,遣字铸辞,精工切贴,紧紧围绕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叙事、写景、抒感,“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渐次由开端时光逼人的感触演进为新春将临的欣慰,过渡得十分自然,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