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久享盛名的佳作。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尽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这首诗就反映了他的伤感情绪。

　　前两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是说：傍晚时分我心情悒郁，驾着车登上古老的郊原。“向晚”指天色快黑了，“不适”指不悦。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着车子外出眺望风景。“古原”就是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胜地。这两句，点明登古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说：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涵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

　　这首诗大致可分两段。第一段从篇首至“美人如花隔云端”，写诗中人“在长安”的相思苦情。诗中描绘的是一个孤栖幽独者的形象。他（或她）居处非不华贵──这从“金井阑”可以窥见，但内心却感到寂寞和空虚。作者是通过环境气氛层层渲染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人物的感情的。先写所闻──阶下纺织娘凄切地鸣叫。虫鸣则岁时将晚，孤栖者的落寞之感可知。其次写肌肤所感，正是“霜送晓寒侵被”时候，他更不能成眠了。“微霜凄凄”当是通过逼人寒气感觉到的。而“簟色寒”更暗示出其人已不眠而起。眼前是“罗帐灯昏”，益增愁思。一个“孤”字不仅写灯，也是人物心理写照，从而引起一番思念。“思欲绝”（犹言想煞人）可见其情之苦。于是进而写卷帷所见，那是一轮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呵，诗人心中想起什么呢，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这就逼出诗中关键的一语：“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的题意到此方才具体表明。这个为诗中人想念的如花美人似乎很近，近在眼前；却到底很远，远隔云端。与月儿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由此可知他何以要“空长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是诗中唯一的单句（独立句），给读者的印象也就特别突出，可见这一形象正是诗人要强调的。

　　以下直到篇末便是第二段，紧承“美人如花隔云端”句，写一场梦游式的追求。这颇类屈原《离骚》中那“求女”的一幕。在诗人浪漫的幻想中，诗中人梦魂飞扬，要去寻找他所思念的人儿。然而“天长地远”，上有幽远难极的高天，下有波澜动荡的渌水，还有重重关山，尽管追求不已，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里，诗人的想象诚然奇妙飞动，而诗句的音情也配合极好。“青冥”与“高天”本是一回事，写“波澜”似亦不必兼用“渌水”，写成“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颇有犯复之嫌。然而，如径作“上有高天，下有波澜”（歌行中可杂用短句），却大为减色，怎么读也不够味。而原来带“之”字、有重复的诗句却显得音调曼长好听，且能形成咏叹的语感，正《诗大序》所谓“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即拉长声调歌唱），能传达无限感慨。这种句式，为李白特别乐用，它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句中“之难”、“之日”、“之水”从文意看不必有，而从音情上看断不可无，而音情于诗是至关紧要的。再看下两句，从语意看，词序似应作：天长路远关山难（度），梦魂不到（所以）魂飞苦。写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不仅是为趁韵，且运用连珠格形式，通过绵延不断之声音以状关山迢递之愁情，可谓辞清意婉，十分动人。由于这个追求是没有结果的，于是诗以沉重的一叹作结：“长相思，摧心肝！”“长相思”三字回应篇首，而“摧心肝”则是“思欲绝”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发展。结句短促有力，给人以执着之感，诗情虽则悲恸，但绝无萎靡之态。

　　此诗形式匀称，“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独立句把全诗分为篇幅均衡的两部分。前面由两个三言句发端，四个七言句拓展；后面由四个七言句叙写，两个三言句作结。全诗从“长相思”展开抒情，又于“长相思”一语收拢。在形式上颇具对称整饬之美，韵律感极强，大有助于抒情。诗中反复抒写的似乎只是男女相思，把这种相思苦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美人如花隔云端”就不象实际生活的写照，而显有托兴意味。何况我国古典诗歌又具有以“美人”喻所追求的理想人物的传统，如《楚辞》“恐美人之迟暮”。而“长安”这个特定地点更暗示这里是一种政治的托寓，表明此诗的意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就此而言，此诗诗意又深含于形象之中，隐然不露，具备一种蕴藉的风度。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在诗歌中，怀古题材屡现篇咏，名篇佳作，层见迭出。但在词里，尤其是前期的小令里，却是屈指可数。这大概是因为，感慨兴亡、俯仰今古的曲子词不太适宜在“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的场合下演唱的缘故。正因为这样，花间词中欧阳炯等人的少量怀古词，便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这是一首金陵怀古词。凭吊的是六代繁华的消逝，寄寓的则是现实的感慨。开头三句点出凭吊之地六朝古都金陵和当地的物色。“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大处落墨，展现出日暮时分在浩瀚东去的大江鲜艳明丽的落霞映衬下，金陵古城的全景。“岸草平”，显出江面的空阔，也暗示时节正值江南草长的暮春；“落霞明”，衬出天宇的寥廓，也渲染出暮景的绚丽。整个境界，空阔而略带寂寥，绚丽而略具苍茫，很容易引动人们今昔兴衰之感。所以第三句就由眼前滔滔东去的江水兴感，直接导入怀古。“水无情”这三字，是全篇的枢纽，也是全篇的主句。它不但直启“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而且对上文的“岸草平”、“落霞明”和下文的“姑苏台上月”等景物描写中所暗寓的历史沧桑之感起着点醒的作用。这里的“水”，已经在词人的意念中成为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的一种象征。“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三字一顿，句句用韵，显得感慨深沉，声情顿挫。

　　接下来“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两句，是对“水无情”的具体发挥。六代繁华，指的是建都在金陵的六个王朝的全部物质文明，和君臣们荒淫豪奢的生活。这一切，都已随着历史长河的滔滔逝波，一去不复返了。“暗逐”两字，自然超妙。它把眼前逐渐溶入暮色、伸向烟霭的长江逝波和意念中悄然流逝的历史长河融为一体，用一个“暗”字绾结起来，并具有流逝于不知不觉简这样一层意思。词人在面对逝波，感慨六朝繁华的消逝时，似乎多少领悟到有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在暗暗起作用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把“水无情”的“无情”二字具体化了。

　　“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在词人面对长江逝波沉思默想的过程中，绚丽的晚霞已经收敛隐没，由东方升起的一轮圆月，正照临着这座经历了对此兴衰的江城。姑苏台在苏州西南，是吴王夫差和宠妃西施长夜作乐之地，是春秋时期豪华的建筑之一。苏州与金陵，两地相隔；春秋与六朝，时代相悬。作者特意将月亮与姑苏、西子联系起来，看来是要表达更深一层的意蕴。六代繁华消逝之前，历史早已演出过吴宫荒淫、麋鹿游于姑苏台的一幕。前车之覆，后车可鉴。但六代君臣依然重覆亡吴的历史悲剧。如今，那轮曾照姑苏台上歌舞的圆月，依然像西子当年的妆镜一样，照临着这座历经沧桑的江城，但吴宫歌舞、江左繁华均逐逝波去尽，眼前的金陵古城，是否再要演出相似的一幕，“空有”二字，寓概很深。这个结尾，跳出六代的范围，放眼更悠远的历史，将全词的意境拓广加深了。

　　怀古诗词一般只就眼前物色抒今昔盛衰之概。这首词的内容意境尤为空灵，纯从虚处唱叹传神。但由于关键处用“无情”、“暗逐”、“空有”等感情色彩很浓的词语重笔勾勒，意蕴却相当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