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上片“小桃枝下试罗裳”，是说出游前的准备。天气渐暖，要换上春天的罗裳，不是一换就得，所以要试，试衣于小桃枝下，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站在小桃枝下，映衬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仅如此，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不说蝴蝶环绕飞舞，却说“蝶粉斗遗香”，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哪一种更香，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本来也是美的化身，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才有化蝶之说。

　　游春的人自然很多，有乘宝马香车的，“玉轮碾平芳草”，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车中的贵妇娇娃，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但“半面恼红妆”，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李商隐《南朝》诗云：“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犹如徐妃之半面妆，如取用李商隐诗意，则“半面恼红妆”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只图苟安一时，如同南朝梁、陈末年故事。这种时事使人烦恼，故云：“半面恼红妆。”惟此，前面的“玉轮碾平芳草”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可能显得牵强一些，但是，“半面恼红妆”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很值得探究。

　　下片“风玉暖，日初长，袅垂杨”三句，写的是初春景象。风才开始变暖，白天才开始变长，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三句非常紧凑。从几种事物中观察，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而以下的三句“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关于燕子，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如《山花子·春恨》“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眼儿媚》“只愁又见，柳绵乱落，燕语星星”、《蝶恋花·春日》“燕子玉来春渐老，乱红相对愁眉扫”、《江城子·病起春尽》“凭燕子，骂东风”。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此处“一双舞燕”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万点飞花”更是暮春特有之景，“满地斜阳”也平添了一份凄清。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意思上有承接，时间上有发展，似是感叹着“九十韶光如梦短”（《渔家傲》），由初春写到春夫，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

　　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情景相生，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联想。而蝶粉斗香，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接下来轮碾芳草，红妆半露，也是情态毕现，鲜明如画。整个上片着笔于人，浓墨重彩。下片则转而写景。风暖日长，垂杨袅袅，双燕翩翩，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景润人心，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结尾“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正如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及梅尧臣《苏幕遮》“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所歌咏，在这样的时刻，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

　　首联是单株牡丹的特写图。开头借用《典略》典故，以锦帷乍卷、容颜初露的卫夫人形容牡丹初放时的艳丽夺目含羞娇艳。次句用《说苑》典故，原典是鄂君举绣被拥越人，此谓“绣被犹堆越鄂君”，清人马位《秋窗随笔》及桂馥《札朴》已指出其为误用（桂谓当为“楚鄂君”）。诗人将牡丹的绿叶想象成鄂君的绣被，将牡丹花想象成绣被覆盖的越人，传神地描绘初开的牡丹花在绿叶的簇拥中鲜艳的风采。“犹堆”二字刻画花苞初盛时绿叶紧包的形状，与“初卷”相呼应。

　　颔联展示牡丹随风摇曳时的绰约丰姿。垂手、折越都是舞名，亦指舞姿。玉佩指舞女身上佩戴的玉制饰物；郁金裙指郁金草染色的裙。这两句以舞者翩翩起舞时垂手折越，佩饰翻动，长裙飘扬的轻盈姿态来作比喻，牡丹花叶在迎风起舞时起伏翻卷，摇曳多姿的形象。

　　前两联重在描绘牡丹静中的形态，颈联具体地描写了牡丹的色香。“石家蜡烛何曾剪”形容牡丹的颜色像燃烧着的大片烛火，却无须修剪烛芯。“何曾剪”西晋石崇豪奢至极，用蜡烛当柴，烛芯自不必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是说牡丹的芳香本自天生，岂待香炉熏烘。据说荀彧到人家，坐处三日香。旧时衣香皆由香炉熏成，荀令自然身香，所以说“可待熏”。

　　尾联写诗人陶醉于国色天香，恍惚梦见了巫山神女，盼望她传授一支生花彩笔，将思慕之情题写在这花叶上，寄给巫山神女。梦中传彩笔，典出《南史·江淹传》，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明诗人心摇神荡的兴奋激动之情。

　　这首诗构思巧妙，借物比人，又以人拟物，借卫夫人、越人、贵家舞伎、石家燃烛、荀令香炉等故事描写牡丹花叶的风姿绰约、艳丽色彩和馥郁香味，使牡丹的情态毕现。最后诗人突发奇想，欲寄牡丹花叶于巫山神女。明写牡丹，暗颂佳人，一实一虚，别具一格，令人回味无穷。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