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载于《敦煌曲子词》中,此词上片写船夫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舟中人行船所见。全诗篇幅不长,却多变化,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
起首“五两竿头风欲平”,是说原先船停泊在避风的港湾,好容易从候风器测知风向。五两,古代候风器。楚人候风器用五两鸡毛制作而成,悬挂在五两竿头,借以窥测风向和风力。李白有《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可证。风欲平,谓风力转弱,是为风向改变的前兆。复以“长风举棹觉船行”紧承上句。长风,大风,此指顺风。举棹,打桨。顺风挂帆,又是打桨。“觉船行”,着一“觉”字,其费劲缓慢可想。“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船到江上,不需举手之劳而船在乘风破浪,顺利行进。
换头“船眼风光多闪灼”,波光明灭,闪烁不定。不说船行进的快速,而以“看山恰似走来迎”,化静为动,着重写出船行山迎相对运动的感觉。山,原本岿然不动,由于舟船行驶,映入舟中人眼帘的是仿佛山在迎面走来。这种疑动式是由视官造成的心理错觉。审美主体赋予静止的审美对象以动感,可以增强诗词展现的画面的趣味性。这在古典诗歌中用得较多,比如梁元帝萧绎《早发龙巢诗》:“不疑行舫动,唯见远树来。”庾肩吾诗句也有“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随园诗话》卷三引)。李白《望天门山》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句。这些都是描写一种疑动的境界。但,在曲子歌辞里却并不多见。而此篇写得又早,弥觉可贵。煞尾又说:“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兜底点破,未免失之过于直露。
这首词上片写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行船所见。乍看起来仿佛纯在写景,只字未及船夫的心情。其实不然。诗贵含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语:“情在词外曰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借物达意,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押韵自由,“行”字韵重复又重复,却又非独木桥体,这是早期民间词的特点。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