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醉乡，不知道距离中国有几千里远，那里土地广阔无边，没有丘陵和险峻的高山大坡。气侯四季如春，没有阴晴寒暑的变化。风俗人情基本相同，没有城乡差别。那里的人非常诚实淳朴，没有爱憎喜怒之分。呼吸清风，溽饮甘露，不吃五谷杂粮。他们睡觉的时候舒缓自得，走路时从容不迫，与鸟兽鱼鳖居住在一起，不知道使用车、船等机巧器物。
很久很久以前，黄帝曾经得到机会，游览过醉乡的国都，回来以后，渺渺茫茫，好像丧失了天下一般，认为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天下也是不厚道的。往后，到了尧和舜时候，曾经准备了大量的美酒和粮食作为礼物，从姑射神人那儿借了一条道路，大概到了醉乡的边邻，因而他们都终身太平无事。夏禹和商汤创立法制，礼节繁缛，音乐复杂，与醉乡隔离了几十代。他们的大臣羲和，放弃了掌管天文历法的职责出逃，希望到达醉乡，结果迷失了道路，半途夭亡，于是天下便不得安宁。到了他们的末代子孙，夏桀和商纣一怒之下顺着千仞高的台阶，登上酒渣堆积的糟丘，向南方遥望，到底也没有看见醉乡。武王取得胜利以后，命令他的弟弟周公姬旦设立了酒人氏这一官职，掌管造酒，扩大疆域七千里，才仅仅与醉乡相通，所以四十多年无人犯法，各种刑罚搁置不用。往后到周幽王、周厉王，再往后到秦朝和汉朝，中国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混乱状态，于是便与醉乡隔绝了，但臣民中得道的人往往有偷着去的。阮嗣宗、陶渊明等几十个人都游览过醉乡，终身没有回来，死后便埋葬在醉乡的土地上，中国便把他们当作了酒仙。
啊！醉乡的风俗，难道是古代的华胥国吗？为什么这样淳朴寂寥呢？我曾经游览过醉乡，所以为她写了这篇记。
注释
去：距离。
旷然无涯：广阔无边。
阪险：崎岖不平。
一揆：一个尺度。
精：精粹。
于于：舒缓自得貌。
徐徐：从容不迫貌。
黄帝氏：即黄帝。
杳然：深远，见不到影。
结绳：用绳子打结以记事，是文字产生前的一种帮助记忆的方法。相传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现今某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仍有用结绳法记事的。
尧舜：指唐尧和虞舜，古代传说中的贤良君主。
禹汤：指夏禹和商汤，夏代和商朝的开国贤君。
羲和：传说中掌天文历法的官吏，具体所指，说法不一。文中所言之羲和，应取《尚书·胤征》所载：夏朝仲康时代的羲和因沉于酒，昏迷天象，未能预报日食，仲康命人征伐治罪。
甲子：甲居十干的首位，子居十二支的首位。古人用干支依次相配以记日，后人主要用于记年。此处以甲子代指掌管天文历法的取位。
夭：本指夭折、短命，此处应解作道路断绝。
桀纣：指夏桀和商纣，夏代和商朝的末代昏君。升其糟丘，使酒糟堆成的小山越升越高，意谓酿酒极多。
糟丘：酒糟堆成的小山。
阶级千仞：宫殿的台阶有一千仞那么高。阶级指台阶；仞，八尺为一仞。
武王：指周武王，西周的开国明君。
公旦：即周公旦。
酒人氏：《周札·冬官考工记》中有酒人氏之取，掌管限酒。
五齐：古代按酒的清浊，分为五等，称五齐。
刑措：指没有人犯法，刑法搁置不用。措，搁置。
幽厉：幽，指周幽王；厉，指周厉王。二王是西周的两个昏君：周幽王以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著于史；周厉王以不听召公劝谏、阻塞言路著于史。
阮嗣宗：阮籍，字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同被列人“竹林七贤"。他不愿做西晋司马氏的官，常用醉酒的办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有《阮嗣宗集》传世。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曾任江州祭酒、彭泽令等职，因不满东晋士族把持政权，辞官归隐过躬耕生活。喜饮酒，长于诗文辞赋。
华胥氏之国：传说中的国名，用为梦境的代称。
淳寂：淳朴寂寥。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前半生浪迹江湖的自由生活和为名爵所累的矛盾；后四句写做官后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诗本愤世，但作者从自责出仕切入，谦和温婉，用典贴切，如同己出。
“三十年来麋鹿踪”一句概括了文征明前半生浪迹江湖的生活。苏轼贬黄州作《赤壁赋》云：“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种生活虽不富贵，但有淡泊自甘，闲适自在之乐。“若为老去人樊笼”一句则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应试得官职，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强加，说明诗人人世出仕之心未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若有所失，想起像是背道而驰似的。显然，待诏翰林的文征明，这时已是悔恨代替了如意。觉得“老去人樊笼”，是办了一件错事，弄得前功尽弃。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二句以景语承上句抒慨，其间融入了范蠡和张翰的故事。一正用，一反用，诗人本来梦想如范蠡一样潇洒度日，却为名爵所羁，落得秋风万里，两鬓萧瑟。可见这一联全是虚拟之景。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二句继续写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是全诗警策所在。“远志”名义颇寓豪情，而其实只是一种“小草”，本无在山出山的区别。诗人用《世说新语》郝隆的名言巧妙地将此物名实分属，写作“远志出山成小草”。就综合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杜甫《佳人》），这两种意思，意言一念之差，可以使一个人的名节受到很大亏损。
“神鱼失水困沙虫”，与俗语“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同义。在庸俗势力的包围下，高尚没有用武之地。这两句既有对上层社会的厌恶，也有对个人失策的反省。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可见文征明待诏翰林的处境，比李白待诏翰林时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东方朔官至太中大夫，在朝廷其实也不顺心，只能自称避世金马门，多以诙谐调笑自遣。而诗人以白首待诏，似又不能如东方自寻开心，故末句云云。
读竟全篇，可见文征明在应试求职之前，曾对步人仕途有过良好的愿望，是抱着试一试的机会主义态度。殊不知官场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他便很快的失望了。这时已有进退失据之感。正是这种矛盾尴尬的状况，使他写成这篇言志感怀之作。诗中多用昔人故事，只因情与境会，故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全诗十二句分二层。
第一层开头四句，写自已离开建康乘船逆流西行。第一、二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点明此行溯流而上，与江水相背而行，水长路远。谢朓的船第一站定是新林浦，由此出发。在赴宣城的途中有不少佳篇，又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侍停靠写的。新林浦、三山的在建康西南，离京邑不远，宣城也在建康西南，所以开头是说，江舟向西南方向行驶，水流却东北流去。此时诗人想，江水尚知道入海为归，而人却辞别故土而去。这时诗人对归海的江水感慨万千，羡慕不已。他又遥想，水流归海的途中正经过自已的家乡京邑，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永” 与“ 鹜”不但形容了逆流而上与顺流而下的不同水速，而且融入了自已思念故乡的真情实感。第三、四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由近写到远，继续写江舟远行时的景物，表达自已不舍的眷念。江面上点点帆影，消逝在远方的天空，但它仍是归去的舟船，再向前看，远处江岸还有约隐约现的树林，那树林的深处，不正是我的家乡吗？一字一句，情真意切。诗人以“识”与“辨 ”两字写出自己当时回望故乡专注与眷念的心绪。
前四句是写景，后八句是抒情。
第二层后八句。诗的第五、六句“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摇摇，心神不定貌，这里是双关。一是写眼前涛涛的江水使船颠簸，摇晃不定。二是写当时的心情。在离开京邑赴宣城前夕，南齐在一年（495）之内换了三个皇帝，其中之一就是谢朓充任中军记室的新安王，他仅做了三个月的皇帝。新安王登基之时，谢朓连迁骠骑谘议、中书诏浩、中书郎官职。明帝废新安王，谢朓官职虽未动，但他心有余悸。第二年就被外放出任宣城太守。这时的他心情复杂，他既对京邑留恋，又庆幸自已摆脱了纠葛。这两句巧妙地把由眷念故土转换成自我排遣。这是一个倒装句，说从前我孤游不止一次，回想起旅途行程，自已总是心神不定。这里借景抒情，诗家稼研“神来之笔”。
第七、八句“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禄情，怀恋俸禄。欢喜、愿去做官领俸禄。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这两句是说又要当官，又做隐士，正合乎自已意向。隐居的志趣又合乎自已隐居的志趣。中国古代文人既要当官，又做隐士，最好是合二而一，在六朝以后渐成风气。而谢朓这次去宣城赴任，亦官亦隐，正好达到了这个目的。
第九、十句“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作者自己说，从此我将离开这烦嚣的是非之地，赏心乐事从此开始了。这只是作者一种天真的想法，实际是不可能的；如有，也只能是公务入之外逍遥吟咏的散淡生活，并非真正的避世远遁。
最后两句“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借用典故，一典多用，精当巧妙。据刘向《列女传》卷二载：“陶答子治陶(古邑名，在今山东)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独抱儿而泣，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猪)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等待)死耳。一年后，答子之家果以盗诛。玄豹，颜色黑中带红的豹。”诗人借用此典，说自已虽无玄豹的姿质，不能深藏远害，但这次去宣城，与南山雾雨一样隐敝。“玄豹姿”，喻自已虽为一郡之守，并无美德，也未必能治好此郡，但自已却深爱名声，绝不会做陶答子邦样贫污、弄贫国家的事。从字面意义看，是借外任隐遁远祸，但更深的意义是说自己将以淡泊心境处理政务。这还包罗了“既欢怀禄情”照应，让人看到了诗人乘舟向西南江路漫漫前行、最终隐没在云遮雾绕的远山深林之中的景象。
重赠者，再作一诗相赠也，这首诗，还是送别诗。
汉江，流经陕豫鄂，经过作者的好友吴国宾的家乡，吴国宾来到南京，现在就要回乡，只身踏上万里归途，汉江的明月会一路相送，回家后，不要轻易把身上的衣服洗掉，因为衣上沾着了帝京的灰尘。
“此中犹有帝京尘”，一句，包含了作者对吴国宾的殷切期望：不要灰心，只要努力，还有希望博取功名，同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客人，回乡后，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些在南京的友人。
边贡的这首诗，用“休把客衣轻浣濯”，来比喻相互之间的长久友谊，可谓饱含深情，用语独到，意味深长。
言为心声，有至情之人，才能有至情之文。一首《鹧鸪天》，写悲感，写欢情，都是那样真挚深沉，撼人肺
腑，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虽然这首词的题材比较窄，不外乎伤离怨别，感悟怀旧，遣情遗恨之作，并没有超出晚唐五代词人的题材范围。小晏写情之作的动人处，在于它的委婉细腻，情深意浓而又风流妩媚，清新俊逸。白居易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抵不仅有情，而且情真。所谓“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醉桃花扇低风。
一个是殷勤地劝酒，一个是拼命地喝，为伊消得人憔悴。当年一夕初逢的倾心难忘，别后梦中的飘忽难寻，今宵突然重逢的恍惚难信，景境几转，人事剧变，一切都“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而重逢时的惊疑和惊喜之状也就自然而然，毫无忸怩作态。
多情似小晏，天下能有几何？小晏词工于言情而能真，故陈廷焯虽嫌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然又不能不称其措辞婉妙，一时独步。又言“浅处皆深”、“情词并胜”、“曲折深婉，自有艳词，更不得让伊独步。”小晏善写风流之情，欢娱之境，醉极沉郁之致，荡气回肠之胜，又能表现出纯真无邪的品性，使人不觉其卑俗，不感其淫亵，虽百读之而不厌。这一点，小晏受五代词尤其是后主词的相当影响。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曰：“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把小晏、李后主、秦少游并称“词中三位美少年”，可见其三人之风格的确比较接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小晏之作，已然近之。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回忆相会时的欢乐肆意，酣畅淋漓，正是为了反衬钟情至深，相思至极，魂牵梦萦，不免寤寐求之。而梦中的相会终归是空，清醒后的相思却越更深邃，越彻骨。以至于当真正相会之时，分不清眼前是梦是真，害怕再次醒来更加痛彻心肺的相思。
小晏出身书香门第，不少婉雅佳言也化用了前人诗句。虽然前人言在，但是为己所用，和谐融贯，读来仍是自然生辉，更自有别一番情趣含蕴其中。梦的意境在小晏笔下，采用递进的方式，前一句的相思之情已是极限，后一句则递进一步，产生了循环往复的艺术效果，意象更为丰满。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晏几道以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典雅风格和“秀气胜韵，得之天然”的清丽词风冠盖一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云：“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辞婉妙，则一时独步。”陈振孙则赞曰：“其（叔原）词在诸明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气磊落，未可贬也。”毛晋在《跋小山词》中称小晏词“字字娉娉，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可谓倾倒之至。而其“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佳句，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传唱，至今仍有凫凫不息的声韵。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