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现存的词作中,《渔家傲》多达47首,可见他对北宋民间流行的这一新腔有着特殊爱好,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此词上片以轻快的笔调写青年男女暖日游春的快乐与浪漫。“暖日”写春天来了,白天更长了,花儿绽放了。在这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季节,踏青的青年带着姑娘春游赏花,而姑娘的美丽堪与花争艳。其实花儿美,人儿也美,只是“花不能言”,只好任凭人们品评,只能绽开花瓣,恰似美人的笑靥。此时游春的人们正值青春少年,面对春花绽放的大好时光,金壶斟酒,畅饮开怀,享受着人生的快乐。“金壶倒,花开未老人年少”句,既是词人对当时春游畅饮场面的描写,也是词人的人生感怀。人生当珍惜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花开年少,不要辜负了似锦年华。
下片则以沉重之笔写京城繁华纷扰及人生易老之叹。“车马”二句笔锋一转,写京城虽然车水马龙,往来客商,纷纷扰扰,但行人不要羡慕京城此般繁华热闹。欧阳修久居京城,繁华上面涌动着的名利之争让词人不禁生出如此感慨。而此时,词人听着禁城传来击鼓报时的钟声和铜壶滴漏声,这“催”着日出日落的声音,让词人深刻体会到时间在无情流逝,伤时伤逝之感油然而生。“长安城里人先老”,京城的人们会先衰老的,这一深沉的慨叹,包含着对那些为名为利在京城奔波的“行人”的劝诫,也饱含着这位几经宦海沉浮,如今身居高位却中年白发体衰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
全词语言晓畅,上下两片对比鲜明,表达了词人对这种刻板而不自由的、上朝听命的官僚生活的厌倦,以及对城外自由生活的向往。
此诗开篇四句先以“吹”字上联下递,运用修辞学上的“顶真格”,写出北风对庭前柏树的肆虐,再以一个“吹”字与此相呼应,写出柏树的坚不可摧,一任北风肆暴,还是那么节操棱棱,威严方正,依然故我。借以喻诗人所蒙受谗邪们的诽谤,纷纷藉藉,而诗人依然刚正不阿,我行我素,反映了诗人对政局认识的清醒及其操守的坚贞。中间四句由忆往昔落墨,自远而写近,把问题引向了历史的纵深,谓柏树曾历尽冰霜而不改其清操,如今严冬已成过去,春光日渐宜人,闲花野草尚且呈现一片生机,北风猛吹柏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借以喻诗人曾饱历忧患而不变其志。如今国祚已转危为安,谗邪们的中伤对我无可奈何,反映了诗人对谗邪之臣的轻蔑及其信念的坚定。最后二句紧承上文,虽纯系口语,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春光已经返回大地,北风肆虐还会久吗?”借以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反映了诗人一种誓与国运共安危的高尚情操与乐观情绪。
通篇用比,以柏树自喻,以北风喻谗邪,以阳和喻国祚,于阳和初回,北风肆虐中突出了“节操棱棱还自持”的柏树形象。笔调古朴,风格雄放,不以秀词佳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和真实感情来激动人,在托物抒怀之作中别具一格。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承袭了《琵琶行》中的凄凉基调。全诗以对比的手法,抒发物是人非、今昔殊异的慨叹。
前四句是对比。同样是在八月十五的明月之夜,过去他在曲江杏园边赏月,曲江是京城长安的风景胜地,也是唐代的皇家御园,杏园在曲江边,朝廷经常在杏园举办宴庆活动。白居易作为左拾遗,官虽不大,但也有机会参加皇家宴会。八月十五,在繁华的曲江杏园赏月饮酒,他的心情无疑是欢畅的。作为强烈对比的,今年他已经被贬到江州来了,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情,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后四句抒发思乡之情。在环境不利、心情低落时更容易想起故乡,何况是在中秋明月之夜。白居易在《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就写过“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著名诗句,抒发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从“东南见月几回圆”可以看到,首句说的“昔年”不能理解为“去年”,而是“几年前”,写这首诗时,他在江州已经有几年了。从中也能看到白居易还是在江州。他还是像去年一样处在苦闷之中,还是像去年一样思念他的故乡和亲人。末二句“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耐人寻味。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下片“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有近似之意蕴,表达了一种历经磨难之后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全诗通过昔之乐与今之苦、昔之欢与今之忧的鲜明比照,表露了谪居生活中的愁闷。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