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作品前二句叙事,在叙事中推出题旨,表明惜别之意。首句的“王孙”犹言公子,此处泛指参加宴会的人。“重离别”既是将行者之感,亦是送行者之情。并且“重离别”三字已暗点题中“送”字。次句从主人落笔,因重远别,故置酒饯行,点出题中“集”字。“峰之畿”点题中“何山”。“畿”,疆也,限也,此处指何山山麓。随后,诗人描绘了“峰之畿”的景色。
“逶迤”为伸展绵延之貌,写草由近而远,青翠无边;“参差”写薇高矮不齐之状。写薇亦是写草,草亦含薇。前者横向延伸,后者向高处生长,姿态各异。这些草与薇由山麓伸向涧中、川上,直与游子离去之路相接,似乎草亦含情。“逶迤”二句由山写到草而及于川;“轻云”二句则由山向上写到云。云与远处峰峦连缀在一起。“沐”是润湿之意,因是“细雨”,故称“沐”。且“细雨”又与“轻云”相合。
“檐端”二句写山间庐舍之景。这庐舍即置酒聚会之处。天色将晚,水禽息,野萤飞,写出环境清幽美好,令人流连忘返。“水禽”与前面“川上”相呼应;“野萤”也与“峰之畿”相印合。唯独在此环境中才有这禽与萤。且禽息而恋巢,萤飞犹绕窗,都表现出一种依恋之态。《古诗十九首》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写出马和鸟对家乡乃至与家乡有关物的依恋。此诗中的禽与萤既点缀出环境的清幽,同时也表达出重土慎迁之意。这几句写草、云、雨、禽、萤,其实也是写人。这里的一切都与人同其情愫,都隐约与人的重离别的心态相应。
末二句直接写刘余杭上路及作者的感受。“随绿波”指乘舟离去。一个“远”字,明写刘余杭舟行,暗写诗人久立岸边,目送征帆。“逐清风”则写出主人因刘余杭离去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又与首句的“重离别”相呼应。全诗主旨在惜别,却不直接写离愁,而是在叙事、写景中浸透了“重离别”之意,使得作品的意境委婉深致、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歌颂周王关心农业生产,训勉群臣勤恳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发展农业的政策,感谢上天赐予丰收的乐歌。全诗反映出周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据西周文献,周王朝在立国之初就制定土地分配、土地管理、耕作制度的具体法规,如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水利建设以及轮种等耕作技术都包括在内。这一套法规,就是诗中所说的“成(法)”。当时鼓励开垦土地,又注重土壤改良,把田地分等级,耕二年称“新田”,三年称“畲”。为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朝廷规定了因地制宜的整治方法,如轮作、深翻、平整、灌溉、施肥等等,即诗中所说的“如何新畲”,周王要求臣民按颁布的成法去做。周朝重祭祀,祭礼众多,不但在开耕之前要向神明祈祷,而且在收获之后也向神明致谢,这篇诗中面对即将到来的丰收,自然也要向神明献祭,感谢“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当时的周王不但春耕去“藉田”,收割也去省视,末三句就是写这一内容。周王说:锹、锄暂时用不着了,要收好,准备镰刀割麦子吧。他对农业生产很熟悉,指示比较具体,这进一步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此诗的“王”,可信是成王。它编为《臣工之什》之首,下一篇《周颂·噫嘻》首句即直称“噫嘻成王”;因为这一篇用成王的口气,作为成王的训示,所以放在前面,它们都是歌颂成王的。殷商后王把歌颂先王省耕和祈祷神明的诗,配合乐舞,作为宗庙乐歌在一定的礼仪上演唱,也是为了追念先王的功业,继承先王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继续贯彻执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所以,此诗和其他几篇农事诗都被编入《周颂》。从此诗的形式来看,全诗十五句,不分章,不用韵,与《周颂》其他作品相类,确是宗庙乐歌。
这首短诗分三层,即周王给臣工们讲话,分三类对象。一是对群臣百官:辛苦了,赐你成法,请来受教。二是对分管农业的官吏们:时令已是晚春,小麦即将成熟,今年又是丰收年啊!这其实是在表彰他们的劝农之功。三是对农夫们:准备收获吧!欢快之情跃然纸上。
此诗的历代训诂也多歧义,主要是第三句的“成”字和第五句的“保介”一词。“成”字有释为“成绩”者,则句意为“王对你们的成绩给予赏赐”,亦通。《诗集传》等书所释“成法”于上下文义亦圆通顺畅。“保介”一词,有人释为“执甲之士”,即周王左右卫士,有成篇的考据;或释为“农官”已合情合理。
此诗前两句写溪口送别,寓己相送之怀,别情与溪水俱长;后两句设想友人远行之累,劝慰友人要宽解自己。此诗连用五个地名,但其诗如行云流水,毫无板滞之感;融情入景,琅琅上口,百读不厌。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写这位朋友自卢溪别后,已来到武陵溪口,沅江的水,流到溪口,称为溪水,他乘的船停在溪口,准备穿过洞庭湖,直奔长江。这时沅江的水仿佛跟着他向北流去,作者送别之情也跟着溪水随友人北流。
这位朋友是到四川去的,进入长江,就要逆流而上,穿过三峡天险,于是作者又进一步关心起入川的友人,在后两句写下了:“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这两句是想象友人由荆门入三峡的情景。到了荆门,还要沿江西上进入险岩壁立的三峡。这时候“两岸猿声啼不住”,过往的客人听起来就象诉愁啼怨,心情格外紧张。自古以来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民谣。想到这里,作者就劝朋友不要对着孤月听到猿声就发愁。末句笔锋一转,由实景的描写转向虚境意愿的描写,更显别后深情。
此诗展开丰富的想象,有意不提卢溪送别的事情,把惜别的深情寄寓在友人别后的甘苦上,设想这位友人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整首诗全是为朋友着想,先想到的是远在武陵溪口停着一条友人北去的小船,从中体现出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和怀念。在创作手法,上真是另辟蹊径,别具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