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老年归隐九华山后即兴所作的一首不同于他以往风格的诗篇。此诗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溪流表达了诗人随遇而安，独乐其乐的闲适心情和隐逸之乐。
“山雨溪风卷钓丝”，句中隐含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有“山雨溪风”，所以“卷钓丝”了。稍有垂钓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下的是小雨，刮的是柔风，反而更能刺激钓鱼人的兴趣，更容易钓到鱼，给垂钓活动蒙上一层朦胧的诗意，古诗“斜风细雨不须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雨疾风狂才足以让钓者收竿停钓。诗人大概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吧，无奈天公不作美，才有“卷钓丝”的无奈。
从诗句上也看不出来，也许是诗人有意忽略季节特点，表明自己一年四季都垂钓溪上，季节并不是他强调的重点。诗人的着眼点在于：用垂钓这一表示隐逸的传统话题昭示自己的生活状态――隐居。诗人晚年奔走无门，不得不回到家乡九华山过清苦的隐居生活。也许生活艰难，垂钓还有维持生计的意思，鱼可作为吃食的一点补充。又因雨大风急，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能实现，诗人心里该有几分酸楚吧。
“瓦瓯蓬底独酌时”与上句互为因果：“卷钓丝”是“因”，“独酌时”是“果”。按照常理，收竿了，应该划船回家了，但诗人却没有，而是躲进船里，面对风雨迷茫，倒出瓦罐中的酒自斟自饮起来，或许诗人是想等雨稍稍小一点儿再继续垂钓；也可能是因为“山雨溪风”，正好有了过酒瘾的借口，诗人才有机会喝一杯。然而，透过画面的情景和气氛，这种闲适自乐的背后，却似乎隐藏着溪上人内心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醉来睡着无人唤”，让小舟在山溪中任意飘流，看来潇洒旷达，实在也太孤寂，有点看透世情、游戏人生的意味。
“流到前溪也不知”又和“醉来睡着无人唤”构成因果。因为醉了，睡着了，才不知不觉被船儿载到了前溪。此时诗人醒了，还有一点懵懂，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到前溪了。这里似乎透露出诗人一刹那的欣喜，人隐逸的日子很清苦，难得有欢乐的时候，即便像睡一个好觉这样微不足道的乐趣恐怕都少之又少吧，所以印象深刻，作诗述之。
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他的《自叙》诗写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老来奔走无门，回到家乡九华山，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溪兴》中所描写的这个遗身世外的溪上人，当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是送给僧人的诗，所以诗开头便云佛事：“枿坐云游出世尘。”这是写质上人的形象。诗人抓住他的特征，刻画了他的不同凡俗。
第二句进一步写质上人的形象。瓶钵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少的器具。可是质上人连应该随身携带的一瓶一钵都没有。这就更突出了质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无牵挂的大闲人了。
第三、四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质上人的精神境界去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话，这才写出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人们口上说的，都是心上想的，不说人间事，是他心里根本不想这些事，因为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做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所谓“世缘终浅道缘深”（苏东坡语），在这位质上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彻底，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
他虽曾赞羡“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的生活，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像质上人那样口不说一句人间事。所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既有对质上人的称赏和羡慕，也有诗人自己复杂心情的流露，字面上意义虽然浅近，而诗人的感慨颇深。
杜荀鹤的诗在语言上通俗浅近，明白流畅，所以他把严于格律的近体诗通俗化了。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诗句包括《赠质上人》在内都在长期流传中成了人们口头的熟语。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白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