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诗的前八句,写作者登上悬瓮山顶的望川享,鸟瞰眼前景色,美不胜收,并引触了深深盼感慨。惠远祠前的晋溪水,从悬瓮山麓汩汩流出,清澈透碧,水中绿萍嫩翠、锦鳞腾跃,掀起了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溪上的悬瓮山象一座巨大的卧屏,群峰竞秀,气势磅礴,草木葱清,景象万千;这里风景优美,形势雄伟,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当年的晋阳故城就座落在这里,可以想见那巍峨的城阙高耸入云,景象无比壮观。站在望川亭上,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感慨万端,如今眼前所展现出的,只有那千顷沃野上,一层层麦浪在春风中摇曳翻滚,那座悠久的历史故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着,次八句,诗人回顾了晋阳故城被赵宋统治者废毁的历史。保宁元年(969),宋太祖赵匡胤率兵进攻北汉,围困晋阳。在外敌入侵时,人民表现出积极御敌、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薜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就是晋阳人民面对侵略自发抵抗的爱国爱家精神的体现。然而城池被毁,生民被迁,河山虽然依旧形胜,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便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中原北门”毁废后,给中原广大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之灾。
此后八句又从宋朝毁灭晋阳文明古迹的角度予以鞭挞。“阙”指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觚棱”,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用“苍龙”“玉虎”“金雀”等词形容之,极显其金碧辉煌、凌云欲飞的景象气势。如此宏伟壮丽的古迹,竟被付之一炬,且将民居尽焚,以致“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往来”二字,概括了数百年来无数人民的辛酸,它不仅鞭挞了宋统治者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山西人民眷念故乡的传统。据传被掳至河南的山西人总不忘岁时回乡祭祀祖先,“往来”时还带些特产以充路资,此亦为晋商之渊源。“南人鬼巫”四句,则矛头直指宋王朝,斥其不重人事,迷信风水,导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
末二句乃全诗主旨所在,前面从军事、政治、文化的角度阐述利弊,旨在希望金统治者再振围威,重建晋阳。
全诗曲折往复,词语慷慨,气势雄放。抒发了强烈反对战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