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地下日易晚，古往今来人少闲。
靖节早辞彭泽县，子陵终老富春山。
当时若为虚名起，未必有名留世间。
天高地下日易晚，古往今来人少闲。
靖节早辞彭泽县，子陵终老富春山。
当时若为虚名起，未必有名留世间。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打开《李太白全集》，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这篇赋的初稿，写于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的启发，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比，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远大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政治上虽遭到挫折，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并没有因此志气消沉，大鹏的形象，仍然一直激励着他努力奋飞。他在《上李邕》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也是以大鹏自比的。大鹏在李白的眼里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非凡的英雄形象。李白常把它看作自己精神的化身。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真像一只大鹏正在奋飞，或正准备奋飞。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这样一只大鹏已经飞到不能再飞的时候了，他便要为大鹏唱一支悲壮的临终歌。
诗歌的头两句是说：大鹏展翅远举啊，振动了四面八方；飞到半空啊，翅膀摧折，无力翱翔。两句诗概括了李白的生平。“大鹏飞兮振八裔”，可能隐含有李白受诏入京一类事情在里面。“中天摧兮”则指他在长安受到挫折，等于飞到半空伤了翅膀。结合诗人的实际遭遇去理解，这两句就显得既有形象和气魄，又不空泛。它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项羽《垓下歌》开头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那无限苍凉而又感慨激昂的意味，着实震撼人心。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意谓大鹏虽然中天摧折，但其遗风仍然可以激荡千秋万世。这实质是指理想虽然幻灭了，但自信他的品格和精神，仍然会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游扶桑”暗喻到了皇帝的身边。“挂石袂”的“石”当是“左”字之误。严忌《哀时命》中有“左袪（袖）挂于扶桑”的话，李白此句在造语上可能受了严忌的启发。不过，普通的人不可能游到扶桑，也不可能让衣袖给树高千丈的扶桑挂住。而大鹏又只应是左翅，而不是“左袂”。然而在李白的意识中，大鹏和自己有时原是不分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这样的奇句。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前一句说后人得到大鹏半空夭折的消息，以此相传。后一句用孔子泣麟的典故。但如今孔子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大鹏的夭折而流泪。这两句一方面深信后人对此将无限惋惜，一方面慨叹当今之世没有知音，含意和杜甫总结李白一生时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非常相近。
此诗发之于声是李白的长歌当哭；形之于文，可以看作李白自撰的墓志铭。李白一生，既有远大的理想，而又非常执着于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了一生。这首诗说明他在对自己一生回顾与总结的时候，流露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深沉惋惜。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