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此诗是《大雅·生民之什》的第四篇。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在解《生民之什》的第一篇《大雅·生民》为“尊祖也”,解第二篇《大雅·行苇》为“忠厚也”,解第三篇《大雅·既醉》为“大平也”之后,解此篇为“守成也”,云:“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
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除每章的第二句为六言外,其余均为四言句。其结构有如音乐中的装饰变奏曲:将一个结构完整的主题进行一系列的变奏,而保持主题的旋律。就诗而言,此歌主题旋律便是:野鸭沙鸥在水泽畔欢快地嬉戏觅食,公尸来到宗庙接受宾尸之礼就像野鸭沙鸥自得其所那样恬适愉悦,人们答谢公尸,献给公尸的酒清醇甘甜,献给公尸的食香酥鲜美,希望公尸沟通献祭的人们与受祭的神灵,并祈求神灵赐福。
此诗首句的“在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其实都是在水边。《郑笺》分别解释为“水鸟而居水中,犹人为公尸之在宗庙也,故以喻焉”,“水鸟以居水中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水中之有渚,犹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地之尸也”,“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瘗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亹之言门也,燕七祀之尸于门户之外,故以喻焉”,虽对每章以“凫鹥”起兴而带有比意看得很透,但却误将装饰变奏看作主题变奏,其说不免穿凿附会。每章的章首比兴,只是喻公尸在适合他所呆的地方接受宾尸之礼而已,用词的变换,只是音节上的修饰,别无深意。以下写酒之美,用了“清”“多”“湑”“欣欣”等词,写肴之美,用了“馨”“嘉”“芬芬”等词,从不同角度强化祭品的品质优良,借物寄意,由物见人,充分显示出主人宴请的虔诚。正因为主人虔诚,所以公尸也显得特别高兴,诗中反覆渲染公尸“来燕来宁”“来燕来宜”“来燕来处”“来燕来宗”“来止熏熏”,正说明了这一点,语异而义同,多次装饰变奏更突出了主旋律。因为公尸高兴,神灵也会不断降福给主人,这就是诗中反覆强调的“福禄来成”“福禄来为”“福禄来下”“福禄攸降”“福禄来崇”。只有诗的末句“无有后艰”,虽是祝词,却提出了预防灾害祸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引《毛诗序》“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的发挥倒是值得注意的。居安必须思危,这一点至今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