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诗题中的金陵,指润州,即今江苏省镇江市,非指南京。唐人喜称镇江为丹徒或金陵。如李德裕曾出任浙西观察使(治所润州),其《鼓吹赋·序》云:“余往岁剖符金陵。”府相,对东道主周宝的敬称,其时周宝为镇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堂,大厅。此诗是诗人参加周宝的盛大宴会,有感而作。
起二句连用三个“满”字,笔酣意深。满耳的笙箫吹奏,满眼的花容月貌,满楼的红粉佳丽,佩戴着炫目的珠宝翡翠,真比吴娃还美,若非仙宫似的富贵人家,不可能如此。
颔联“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正以此意承接首联歌舞喧阗、花团锦簇的豪华场面。可诗人匠心独运,以倒说出之,便觉语新意奇。本来神话中的仙境,人间再美也是比不上的。而诗人却倒过来说,即使“海上神仙窟”,也只能象这样的“人间富贵家”。淡淡一语,衬托出周宝府中惊人的豪奢。沈德潜评此诗时说:“只是说人间富贵,几如海上神仙,一用倒说,顿然换境。”
颈联“攒”、“曳”二字丝丝入扣。雕饰精美的门庭,灯烛辉煌,像是红烛夜市一般。歌女们翩翩起舞,彩衣像牵曳着碧空云霞。轻歌曼舞,轻盈摇曳之姿毕现。“夜攒”益显其满堂灯火,“晴曳”更衬出锦绣华灿。“夜”和“晴”又把周宝夜以继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的场面写了出来。
诗吟至此,已把争妍斗艳、溢彩流光的相府夜宴写到绝顶了,收笔几乎难以为继。而诗人别具心裁,毫锋陡然转到了宴会场外的静夜遥天:“却愁宴罢青娥散,扬子江头月半斜。”一个“愁”字,点出了清醒的诗人并未被迷人的声色所眩惑,而是别抱深沉的情怀。酒阑人散,月已半斜,徘徊扬子江头,西望长安,北顾中原,兵戈满天地,山河残破,人何以堪。伤时,怀乡,忧国,忧民,尽在一个“愁”字中含蕴了。
“月半斜”之“半”,既是实景,又寓微言。这时黄巢起义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地方藩镇如李克用等也拥兵叛唐,僖宗迭次出奔,唐王朝摇摇欲坠。只有东南半壁暂得喘息,然而握有重兵的周宝却整日沉湎酒色。这样一个局面,正是残月将落,良宵几何。
全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重笔浓墨极写阀阅之家穷奢极欲、歌舞夜宴的富贵气象,而主旨却在尾联,诗眼又浓重地点在一个“愁”字上。一“愁”三“满”,首尾相应,产生强烈的对比作用。三“满”正是为了衬托出深“愁”。“愁”,是这首诗通前彻后的中心轴线。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