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词调是王衍所自创。《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说:“蜀主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衍作《醉妆词》。”
词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这首词开头几句是说,这边走那边走,终日宴游寻花问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后几句是说,那边走这边走,时时歌舞贪饮金杯酒。
为了透彻而极致的写出宴游的乐趣,作者采用民歌中常常运用的重沓交错的手法,从而构成回环往复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
“者(即这)边走,那边走”,这是略呈变化的重叠复沓。而“那边走,者边走”,则不仅本身重叠复沓,而且和前者又形成参差交错的特点。再加之它们稍被间开,而全词又是不分片的小令,一气直下,所以词既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因为被复沓句隔开,造成一种偏宕之致。它们前后的出现,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于良辰美景,沉溺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这种沉浸于醉生梦死的颓废情绪是很强烈的。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西风一夜剪芭蕉。倦眼经秋总寂寥?”开头“倦眼”两字点明已是深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精神极度苦闷的容若愁眉不展,一夜未眠,只听得窗外秋风吹打芭蕉的萧萧声。西风凌厉而无情,不但剪落了芭蕉叶,还令夏日里残留的花草尽数凋零。芭蕉在词人笔下,向来表达的是孤独忧愁,尤其是离情别绪。面对黄昏雨夜,李易安在一阕《添字采桑子》里写:“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舍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李易安在词中把伤心、愁闷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她对着芭蕉愁绪悱恻低徊。同样的芭蕉,吴文英在《唐多令》里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容若也写芭蕉,他的《临江仙》里有“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细雨淅沥,滴答在芭蕉上,声声使人愁。
“强把心情付浊醪。”容若有一颗善感的心,面对此情此景,他是心生愁绪,然而这份愁绪无处排遣,他只有强压住内心的痛苦,借酒消愁。“强”字道破此中真意。借酒浇愁,是常人之举,更是文人之道。豪放不过李太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黄庭坚的“浮生只合樽前老,雪满长安道”,豪放中又多了几分苍凉。容若取来一壶浊酒,对窗独饮,将无限的寂寥倒进杯中,化作无奈一饮而尽,他想借酒一浇心头块垒。借酒消愁愁更愁,只是这愁绪,却并非全是闲愁。
“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酒后,容若随手拿起一本《离骚》,漫目读去,字字尽愁语,篇篇有千结。容若胸怀天下,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有志报国却立功无门。三藩之乱未得平叛,容若心中的愁闷,如日夜奔腾不息的湘江水般澎湃。《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三》里有“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魏晋名士多狂傲不羁,容若也有说自己是“德也狂生耳”,可见他对魏晋名士风度是心生向往。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楚辞课时的开场白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楚辞·离骚》中有“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愁,更是痛苦,印证了前句“强把心情付浊醪”。以酒浇胸中之块垒,以诗抒心中之抱负。写至此,此首抒发悲愤之意已出。
“愁似湘江日夜潮。”此句是对前文的注解。屈原的《离骚》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容若此刻心情,有一种如同屈原般的忧国忧民的惆怅,却又无法言说。他写过诗:“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荆江日落阵云低,横戈跃马今何时?”纳兰是八旗子弟,血管中流的是与生俱来的血性。欲驰骋疆场报国有心,却立功无门,只能被束缚在朝堂之上,銮驾之前,男儿的英雄志得不到伸展,只能将一腔英雄泪融入一壶浊酒,化入一阕清词中。
全词只短短三十一字,而其中直接间接言及“愁”的,全篇皆是。直接写“愁”的如“倦眼经秋耐寂寥”“强把心情付浊醪”“愁似湘江日夜潮”,而第一句“西风一夜剪芭蕉”虽未直接说出情绪,可也能根据传统,理解到词人正要表达一种愁闷。孔子评论《诗经·周南·关雎》“哀而不伤”,这也似乎成为了后世对于诗歌写情中对抒情进行节制的理论依据。然而纳兰性德这首词明显没有节制抒情。同时,这首词全篇的“愁”体现出细腻的女性化情感的风格。西风引起人伤时,第一愁;西风毁坏芭蕉,第二愁;奋力遣愁,借酒浇愁愁更愁,第三愁;停杯读《离骚》,所读尽愁,第四愁;悲于人生,第五愁。这样的写法,在读者方面感受起来,颇为压抑。
此阕小令,虽然短小,然愁绪中隐有郁勃之气,与容若其他的一些借酒浇愁的哀婉之词颇为相异,结句尤有豪迈之气破空而来之感。
这首词在字面上可以说是一篇《离骚》微缩版,所表达的意思是众芳芜秽,美人迟暮,借酒浇愁,心潮翻滚。至于“愁”的内容,翻滚的“心潮”究竟是政治抱负,还是词学抱负,还是天性不得抒展的苦闷,或者仅仅是受了一时一事的委屈,这一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全词虽可见得一种同屈原般的忧国忧民的惆怅,却仍可见词人一贯的细腻情感,具有一种黯然萧索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