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抒写惜春情怀,层层铺叙,多有转折,但却不厌其详尽情发露,在于真情贯注,气势充沛。
“ 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这一问,从古到今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问春何苦匆匆,问春去往何处,问春几时归来;问得带七分难舍,问得带三分哀怨。而本词以一问起篇,惜春怜春之情,更是直泻而出。然而,百唤千呼,春光终究难留,挟风带雨,如快马般一霎急逝而去。
“幽葩细萼,小园低槛,壅培未就”。小园中新种下了娇嫩的花儿,还都未来得及培土,就已是“风雨送春归”。一夜醒来,园中泥土湿润,空气清新,园中花儿,却是绿肥红瘦了。“吹尽繁红,占春长久,不如垂柳”。繁华易落,倒是那嫩黄的杨柳,几番雨水后,反是一树青翠。不知那风中摇曳的万千柔条,是否试图绾系住渐远的春天?莫非是因为对春天的相思,才催生如此绵长的柳枝?此处写春花易谢,春柳不凋,则不仅有物情的体会,还有哲理的蕴藏。
后四句“算春长不老,人愁春老,愁只是、人间有",抒发了词人的感慨:其实春天周而复始永不老,只是人总爱忧愁春老,这忧愁只有人间才有。写到这里,词人已阐述清楚了自己对“惜春”这个题目的见解,有景有情,颇具苏东坡的旷逸之气。
“春恨十常八九,忍轻辜、芳醪经口"承接上文,世间春恨十常八九,每到此时,必生怅恨,只能借助美酒才能排遣。
“那知自是,桃花结子,不因春瘦”。此语用唐诗人王建《宫词》“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的诗意。桃花会谢,结子是为了下个春天,而非春天让它瘦了。但即便如此,“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惆怅遗憾,怕也是终究难免吧。
“桃花”句已暗蕴人生哲理,而‘世上功名,老来风味,春归时候”,更是直写人生体悟了。词人将春愁与人间意脉扭结,将“惜春”归拢到叹老,事业无成,而人生已到了“春归时候”,倾吐出功业难就,岁月迟暮之感。“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这世上的功名、老来的情味,春快要走的时候,总是多有感慨。
“纵樽前痛饮,狂歌似旧,情难依旧”。今日纵然能够举杯痛饮,像过去一样狂歌,但心情却不可能依旧。此三句表达了对人生和青春的惋惜之情。
这首词以物之理,通观人之情,以达明理,花开花落,春来春去,时日推移,季节代序,本于常理,春归不必惜。由物之理,推及人情,岁月催人老,亦属人之常理,不足惜。关键是暮年与挚友,金樽对饮,以叙友情,重夕阳,重有为,以求进取和康泰,不惜而惜,惜得更有价值。这首词,情中景,理中情,景化情中,情以入理,物我相一。可谓笔如游龙盘旋下,惜春笔墨悟人生。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