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这是唐代西北边民对唐朝名将哥舒翰的颂歌。此诗从内容上看,是颂扬哥舒翰抵御吐蕃侵扰、安定边疆的;同时也通过这个形象寄寓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理想和愿望。“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第一句是起兴,诗人用高挂在天上的北斗星,表达边地百姓对哥舒翰的敬仰。“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牧马,就其含意而言,也就是代指一切侵扰活动。自从遭到哥舒翰的抵御,吐蕃再也不敢越过临洮进行骚扰。
这首诗题为《哥舒歌》,哥舒之所以值得歌唱,是因为他戍边抗敌,保国为民。但是,作者并不从激烈的战斗中直接表现他如何英勇善战,如何机智果敢,用兵如神等等,而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突出主题。诗的第一句就把哥舒翰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渲染出来。人民为何赞扬,吐蕃何故畏惧;过去吐蕃长驱直入,如今又为什么“不敢过临洮”,这都是宣扬哥舒翰的赫赫武功。可见这样的描写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哥舒夜带刀”,这个“夜”字是颇有讲究的,它把起兴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把赞扬和崇敬之情融注于人物形象之中;同时又将边地的紧张气氛和人物的警备神态刻画出来了。“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而给吐蕃以“屏足不敢近”的威慑。因此,就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诗的主题来讲,“哥舒夜带刀”比起那种冲锋陷阵的形象更丰富、更传神,更能诱导人们的想象。
这首《哥舒歌》可能是经过修改加工后的作品,但是它那种朴实和巧妙、明朗和含蓄相统一的风格,依然显示出民歌的特色。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