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征人思家的心情。开篇一个“断”字一个“无”字将征人漂泊恍惚、没有着落的心态凸现出来了。继而视点由山水转至庭院阶前。词人抓住一个“情”字,落笔处皆是体量对方的宽慰,由自己的思家情重想到妻子的刻骨思念,因而劝慰道“落花须自扫”,寄托了希望对方刚强自持的关切,更有“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的劝慰,将自己与闺中人摆在相同的位置,同样的多病相思。全词像一封平常家信,但由于情真意长故十分感人。
首先,在主题上仍旧是伤春怀人。伤春题材的诗词是传统诗词主题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写伤春的甚至比悲秋还要多,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陆游《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等等。纳兰容若这首在对伤春这一风格的继承上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说“莫更伤春”,他用不伤春来表现自己的伤春,他要走出伤春的情节,然而始终又没能走出,只能是嘴巴上的一句话罢了。试想,他自己能不伤春么,他所思念的恋人能不伤春么。春的事实摆在面前,如同离别一样真实,不伤春,情何以堪。
这首词结构上很有其特色,使用了对话式的结构。全词分上下片,在一首词中创造了异空间中妻子和自己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词人自己去把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情感主题两方面的思念,并用对话来缓和由于空间差距造成的交流矛盾。
上片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的。断魂飘忽无定,思量无限,万水千山,天涯海角,伊人何处去,为何一点音信也没有,一纸信笺也没来,整日独立东风,春风吹来,枝叶又绿。
下片是从自己角度来说的,承上对前面的妻子抱怨似的语言进行回答,似乎是在异空间中进行对话似的。怀想故园,想来春色正好,满园浓郁正春风,此时此刻,多想给你一封信啊,我要告诉你,去年一同赏花,一同看春华凋零,一同扫去那谢落满地的花,一同葬花,可惜今年,只你一人,独自赏花,独自面对花的凋零,最后一人扫去满地残红。这何等残忍,何等伤心,我又怎能提笔,如何给你这样的一封信呢。不要再伤春了,春去春又回,春色年年再,不能同在固可惜,你我同是天涯伤心客,同患相思疾。
无论如何,这种对话都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只是词人由于思恋太深而导致的情感爆发。词人无论怎么“解释”,在家中的恋人都不能听见,所以也不会“原谅”他,而这一点是纳兰容若自己也清楚的。所以说这首词的情感基调还是悲哀伤感的。
对话体的结构是这首词的典型特征,词人通过对话形式表达两地相思,事实则是表达了自己对妻子一片的深情。这首词上片立足于妻子的“问”,下片立足于自己的“答”,问答两方面中交点在于自己这一方面,主要是抒发自己对妻子的爱情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下的无奈,情感是悲伤、灰色的。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