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首诗是通过以养蚕为业的农妇入城里卖丝的所见所感，揭示了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无衣无食”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不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写蚕妇的伤感。妇人昨天进城里去卖丝，回来的时候却是痛哭流泪。“泪满巾”可以看出蚕妇感情刺激之深。诗人用朴素的语言无声地揭示了社会的极端不公。通过对一个蚕妇经历与感受的叙写，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处境的深刻同情。诗中不着一字议论，却无声地描绘了以养蚕为生、深居僻乡的劳动妇女这一形象。蚕妇初次进城，竟发现了自己贫困终生的根源，难怪她要悲伤，要痛哭流泪了。那位蚕妇的神态、见闻、感受都写得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就以这么一个生活细节，来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揭示蚕妇是因为有感于获而不劳、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社会现实而伤感。蚕妇之所以会痛哭流泪，是因为她看到，城里身穿丝绸服装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人。像她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是没有能力穿上美丽的丝绸衣服的。诗人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揭露统治者不劳而获的不合理现实，极有说服力。

　　诗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表达了诗人对养蚕农妇的同情，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愤恨，以及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这是一首描写淮河渔民生活的七绝诗歌，短短七言二十八个字便展示了一幅垂钓风情画。此诗情理兼备，意境高雅，一幅自然和谐、闲适安逸的垂钓图表现了渔者生活的乐趣。

　　“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江浦风。”描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渔父，以船为屋，以水为家，终日逐水而居，整年出没于江河水面，飘泊不定，饱受江风吹袭，为衣食而奔波劳苦。其中“白头波上白头翁”连用两个“白头”，是为了强调老渔父如此年纪尚飘泊打鱼，透露出作者的哀叹之意。写渔人之“渔”，表现了渔者搏击风浪的雄姿，洒脱、利落。“家逐船移江浦风”写渔人之“归”，对于渔人而言，家就是船，船就是家，故注一“逐”字，有一种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意味。

　　“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这两句生活气息浓郁，但于其中也隐隐透出一缕清苦的况味，渔人终日以渔为业，吃到鱼也并非易事。其中“一尺鲈鱼新钓得”写渔人之“获”，“新钓得”三字完全是一种乐而悠哉的口吻，其洋洋自得的神情漾然纸上。“儿孙吹火荻花中。”写渔者的天伦之“乐”，优美的自然环境烘托了人物怡然的心情。尤其是一个“吹”字，富有野趣，开人心怀，那袅袅升腾的青白色炊烟，那瑟瑟曳动的紫色获花，再加上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稚言稚语，和着直往鼻孔里钻的鱼香，较为安定的王朝周边地区构成了一个醉煞人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