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船开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
这首诗描绘了冬季雪后初晴,在湖面上乘船漂行时看到的景象。诗的大意说:雪后初晴,乘船在湖面上漂行,远远望去,山上盖满了白雪。风停了,反而让人感到更加寒冷。到了晚间,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已凝结成一个寒冷的冰块儿。船舱外面传来撑船的竹篙碰碎湖面上的冰凌声,宛如敲碎了珠玉一样,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才知道,湖面上都已结冰了。
这首诗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湖山雪景图。画中有人物,有风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描写,把冬季严寒的意境刻画了出来,是描绘冬景诗中的妙品。
此诗前两句写景,首句用重彩描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的秋景图,次句渲染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后两句抒情,表现女主人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遗憾,写尽了她未来日子的苦难。全诗措词委婉,造语清丽,内容丰富,感情强烈,模声绘色,形象鲜明,艺术概括力很强。
首句“红叶醉秋色”五字,用重彩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秋色正浓的画面。那优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令人心醉神驰。“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描写秋色的名句,然“红叶醉秋色”的境界,却也别具韵味。诗人用一“醉”字,把“红叶”与“秋色”联系起来,使抽象的秋色具体可感,描绘了一幅美丽绚烂的秋景图。用字精炼,以少总多。
次句“碧溪弹夜弦”,也写得情韵萦绕,优美动人。白昼消逝,夜幕降临,枫林隐去,碧蓝澄澈的溪水,潺潺流动,宛然在弹奏一支乐曲,如泣如诉,打破了这夜的寂静。夜色如水,不可能不动人情思。这里,“碧”是个诉诸视觉的颜色字。在一般的夜晚,是无法分辨水色的。只有凭借天空的明月,身临溪畔的人,才有可能见得真实,辨得清楚。“弹”字下得也很妙。它不仅写出溪流富有音乐般的诗韵,而且以动衬静,把一个万籁俱寂的夜色,烘托得更加幽深。诗虽未写月,却自有一轮明月朗照;未写人,却有一个少女的倩影徘徊溪畔;未写情,却有一缕悲哀寂寞的情丝,从“夜弦”的曲调中轻轻流出,如泣如诉,萦回耳际。这种虚中见实、实中见虚的写法,笔墨精当,含蕴丰富,营造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
后两句抒情。主人公终于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那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心爱的人儿再也不会和自己共度美好快乐的时光。陪伴自己的只能是那漫长的凄风苦雨、度日如年的生活。这两句直言不讳地把这位徘徊于月下溪畔的女子内心的秘密,和盘托出。原来她是位失恋的女子,曾有过幸福的爱情,而此时,“佳期”却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这位多情女子还像过去一样热恋着爱人。在枫叶如醉、碧溪夜月的环境中,她徘徊着,回忆着,祈望着,等待着,从原野来到溪边,从白天直至深夜。可是,物是人非,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佳期不可再”,寥寥五字,把这位满怀希望的女子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她想:“今后的生活又将如何呢?”回答是:“风雨杳如年。”风雨如晦,度日如年,未来的日子是渺茫、悲凉、凄迷的。如果把这里的“风雨”理解为社会“风雨”的话,那么这诗所写的爱情悲剧,就具有更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了。
这首诗语短情深,措辞委婉而造语清丽。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的意象,渲染了一种迷离愁苦的诗境。诗中以景衬情,情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词篇一开始即通过陌上行人对词人“下车上马太匆匆”的惊怪,从侧面描写这次被解职是毫无道理的。“下车”“上马”其间相距不过数月,故云“太匆匆”。
“诗穷”、“文穷”是诗使人穷、文使人穷的意思。行人们这样发问正说明城中父老对他革职的不解与不平,这从侧面肯定了作者在袁州并无失职,失火不是他的过错。既然人们对他这次解官只当是因为诗穷,因为文穷之故,换言之即非为政有失,则作者被排挤的真相就昭然若揭了。作者借行人之口,巧妙地为自己的罢官作了申诉。“春风”、“秋风”两句点出时间,表现了作者上任时春风得意,离职时的失意落寞,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暗指仕途沉浮无常;也喻作者两袖清风,正直廉洁。
下阕从作者方面立言,是对“行人”关切的回答。那意思是说:不要有什么奇怪,我自己倒落得个清闲。宋时,一般情况下知州兼任本州兵马钤辖和劝农使。知州的实职被夺,也就没有带兵、农的虚衔了,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阶衔免得带兵农,嬉到昏钟,睡到斋钟。不消提岳与知宫,唤作出翁、唤作溪翁”这几句说既然当权者不给事干,那就只好从早玩到黑,从天黑睡到吃饭,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山翁”、“溪翁”。不能跻身仕途就作浪迹山林的打算,这在封建时代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作者其实是用反语发泄牢骚,刘克庄绝不是一个甘心作山翁、溪翁的人。
作者在词中寓愤懑不平之气于谐谑闲适之中,一问一答,轻松而不流于浅露,亦客亦主,活泼而不失之含蓄,可以说在豪放粗犷的词风中较为独特。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