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殷武》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高宗寝庙落成举行的祭典,极力颂扬殷高宗继承成汤的事业所建树的中兴业绩。
全诗共六章,一、四、五章每章六句,二、六章每章七句,三章五句。前五章写殷高宗武丁中兴之事,最后一章写高宗寝庙落成的情景。
这首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色,是各章都有它描写的侧重点。第一章言武丁伐楚之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二句,表现了武丁对楚用兵的勇猛神速。“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写出武丁的军队是在突破险阻中取得节节胜利。“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特别点明武丁之所以能征服荆楚之地,那是因为他是成汤的后世子孙,理应有所作为。第二章写武丁对荆楚的训诫。“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向)”二句,从荆楚所处的地理位置,指出它理应俯首听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是以成汤征服氐、羌的先例来告诫荆楚归服,可谓是“刚柔并举”。第三章只有五句,可能有脱文,是写四方诸侯来朝。说殷武丁秉承“天命”统治诸侯,因之诸侯入国朝见天子、在封地勤治农事,都是他们应尽的职守。第四章,进一步申述武丁是受“天命”的中兴之主,人民百姓只能安分守己,按商朝的政令行动。第五章,写商朝的国都西亳地处中心地带的盛况,这里曾是中兴之主殷武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地方,故特别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两句诗来渲染它,而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说他“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并不过分。末章描写修建高宗寝庙的情景,用“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两句诗作比兴,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有象征意义,象征殷武丁的中兴业绩垂之不朽。
这首诗在用韵上也有其特色。第一章句句用韵,“武”“楚”“阻”“旅”“所”“绪”同叶鱼部韵;第二章除“维女荆楚”一句不用韵,其余句句用韵,“乡”“汤”“羌”“享”“王”“常”同叶阳部韵;第三章句句用韵,“辟”“绩”“辟”“适(谪)”“解(懈)”是锡支通韵;第四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监”“严”“滥”“遑”是谈阳合韵,“国”“福”叶职部韵;第五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翼”“极”叶职部韵,“声”“灵”“宁”“生”叶耕部韵;最后一章句句用韵,“山”“丸”“迁”“虔”“梃”“闲”“安”叶元部韵。由于末章用元韵一韵到底,颇能渲染出宗庙落成的喜庆气氛。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