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歌舞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胡腾儿离失故土的深切同情,并寓以时代的感慨。全诗从正侧面表现人物的高超技艺,脉络清晰,结尾点睛,余韵悠远。
第一段描述胡腾儿原籍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肌肤如玉”的白种人,隆准稍尖,鼻型很美;身着桐布舞衣,镶着的宽边如同前后卷起,以葡萄为图案的围腰,带子长长地垂到地面。这一段写得很朴实,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艺人的深切同情。例如,胡儿最喜丝绸彩绣,“桐布”、“葡萄”也并非多美,诗人在此特书一笔,说明胡腾儿飘泊穷途,卖艺求生,又深恐破衣烂衫难以吸引看客;倾囊购置,也仅能置些民用布帛、自绣彩绘而已。
第二段描写舞蹈开始前的场面:“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胡腾儿起舞之前,首先跪在帐前,向各位看客用“本音语”诉说家乡沦亡、同胞被杀的诸般苦情,然后“拾襟摆袖”,向诸位施礼,准备起舞。那曾在安西做过地方官的人强忍着眼泪观看,洛下词人也主动把自己写的歌词抄送给胡腾儿演唱。这段虽然仅写了“旧牧”含泪和诗人赠曲,但却显示出了一个很大的场面,写出了不同人的思想和表情。艺人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众人报之以热泪;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以下至篇末为第三段,是写艺人的舞蹈和诗人的感慨。看客们的同情使得胡腾儿大受感动:“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上句写“起始”动作,“扬眉动目”,可知表情丰富,义情激奋。下句写飞旋动作,垂珠斜飞,“红汗交流”可知舞得十分卖力。“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进入另一种意境,上句既是写舞姿的妙曼,也是写他以舞蹈语言,痛陈离乡背井之苦。在舞蹈艺术中,“醉步”要求“形散神凝”,看似如醉如痴,飘忽不定,实则缓促应节,刚柔相生,是一种高难度的表演。下句写双腿飞旋,双靴闪动,恍如灯前闪烁出一层层柔弱的光圈。“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应节”二字,照应前后诸句。说他无论“环行”如轮,还是“急蹴”起跃,还是“反手叉腰如却月”的造型,都能丝毫不差地吻合着音乐的拍节;可知不论“踏花毡”的起步,还是“东倾又西倒”的醉步,还是“柔弱满灯前”的急旋,也无不与音乐的拍节相侔了。接着以点睛之笔兼写几个方面:“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说伴奏的“丝桐”(弦乐器)忽停,表示了舞蹈的结束;舞蹈结束,方听得“画角”呜呜,又见看客们因全神贯注于音乐舞蹈,其他音响均不得干入其耳,烘衬出了舞技的超绝,引人入胜:“画角”发于城头,又说明时局紧张,岂止边地沦陷,京畿亦有烽火相照。时代气氛如此,不能不引起诗人深沉的感慨。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这里说的“家乡路断”,并非指山川隔阻,而是指中原藩镇割据,唐王朝边事失利。这既表现了诗人对胡腾儿的深切同情,也暗含了对于中唐国事的叹惋。诗贵含蓄,收尾尤贵意在言外。如果说前面叙事端、写看客、状舞蹈,都能写得精炼而动人的话,那么这收尾四句却更富于余韵远响,具有耐人寻味的妙趣。卢纶盛赞李端:“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词鸾凤惊。”中唐前期,诗歌暂处低潮,“大历十才子”多不擅长歌行。这首歌行,应该是当得起“举世娉婷”的赞誉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这个胡腾舞者本是凉州人,肌肤光滑如玉鼻子尖如锥。
桐布舞衣前后宽边如卷起,绣着葡萄纹的长带垂在一侧。
帐前下跪诉不尽乡音苦语,提起衣襟甩长袖将要起舞。
安西旧官员强忍着眼泪观看,洛阳词人把歌词抄写赠与。
起舞时眉目灵动脚踏花毡,红妆和者汗流珠帽已飞偏。
醉舞东倒西倾步伐却不乱,双靴飞旋似光圈闪烁灯前。
环行跳跃步步应和着节拍,反手叉腰真好似一弯新月。
直到伴奏的音乐戛然而止,才听到画角声在城头呜呜如咽。
胡腾舞者啊,胡腾舞者,你可知回乡的路已经断绝。
注释
胡腾: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舞蹈。胡腾儿(ní):指的是西北少数民族一位善于歌舞的青年艺人。
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
桐布:即桐华布,梧桐花细毛织成的布。
葡萄长带:是说长带上的葡萄图案。
音语:言语。
拾:一作“拈”。
搅:一作“摆”。
安西:指安西都护府。
牧:官名,州长。
洛下:指洛阳城。
与:赠与。
花毡:西域少数民族的一种工艺品,把彩色的布剪成图案,用羊毛线缝制在白色的毡子上。
红汗:妇女的汗。因妇女面上施胭脂,流汗则与之俱下,其色红,故曰红汗。
交流:交错着流下。
柔弱:指舞步轻柔。
蹴:踏,踩,踢。
应节:符合音乐节拍。
却月:半圆的月亮。
丝桐:指琴。古人削桐为琴,练丝为弦,故称。
画角:古管乐器。传自西羌。形如竹筒,本细末大,以竹木或皮革等制成,因表面有彩绘,故称。
发(fā):响起。
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中,虽然充斥着无数的刀光剑影、战火纷飞,但是这大多都并非出自黎民百姓自己的愿望。战争是征服与被征服、毁灭与被毁灭的游戏。它的发起,往往来自于君王将相们不可告人的意愿。用诸如“建功立业”、“开边阔土”等幌子掩饰贪婪和欲望,以为能因此而青史留名,殊不知只换来更多的血肉横飞。
不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像东汉、魏晋战乱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就不断内迁,积极融入汉族人的生活。若是当时局稳定,君主开明的时候,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就能得到更好的交流。北魏孝文帝有迁都洛阳,提倡通婚之壮举,唐朝太宗则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良言。于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都出现过一股强劲的民族融合之风。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才有了李端这篇描写西北少数民族舞蹈的优秀诗文。
唐代宗时,河西、陇古一带二十余州被吐蕃占领,原来杂居该地区的许多胡人沦落异乡,以歌舞谋生。此诗即是为表现一位西北少数民族青年艺人的歌舞而创作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此诗通过歌舞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胡腾儿离失故土的深切同情,并寓以时代的感慨。全诗从正侧面表现人物的高超技艺,脉络清晰,结尾点睛,余韵悠远。
第一段描述胡腾儿原籍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肌肤如玉”的白种人,隆准稍尖,鼻型很美;身着桐布舞衣,镶着的宽边如同前后卷起,以葡萄为图案的围腰,带子长长地垂到地面。这一段写得很朴实,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艺人的深切同情。例如,胡儿最喜丝绸彩绣,“桐布”、“葡萄”也并非多美,诗人在此特书一笔,说明胡腾儿飘泊穷途,卖艺求生,又深恐破衣烂衫难以吸引看客;倾囊购置,也仅能置些民用布帛、自绣彩绘而已。
第二段描写舞蹈开始前的场面:“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胡腾儿起舞之前,首先跪在帐前,向各位看客用“本音语”诉说家乡沦亡、同胞被杀的诸般苦情,然后“拾襟摆袖”,向诸位施礼,准备起舞。那曾在安西做过地方官的人强忍着眼泪观看,洛下词人也主动把自己写的歌词抄送给胡腾儿演唱。这段虽然仅写了“旧牧”含泪和诗人赠曲,但却显示出了一个很大的场面,写出了不同人的思想和表情。艺人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众人报之以热泪;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以下至篇末为第三段,是写艺人的舞蹈和诗人的感慨。看客们的同情使得胡腾儿大受感动:“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上句写“起始”动作,“扬眉动目”,可知表情丰富,义情激奋。下句写飞旋动作,垂珠斜飞,“红汗交流”可知舞得十分卖力。“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进入另一种意境,上句既是写舞姿的妙曼,也是写他以舞蹈语言,痛陈离乡背井之苦。在舞蹈艺术中,“醉步”要求“形散神凝”,看似如醉如痴,飘忽不定,实则缓促应节,刚柔相生,是一种高难度的表演。下句写双腿飞旋,双靴闪动,恍如灯前闪烁出一层层柔弱的光圈。“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应节”二字,照应前后诸句。说他无论“环行”如轮,还是“急蹴”起跃,还是“反手叉腰如却月”的造型,都能丝毫不差地吻合着音乐的拍节;可知不论“踏花毡”的起步,还是“东倾又西倒”的醉步,还是“柔弱满灯前”的急旋,也无不与音乐的拍节相侔了。接着以点睛之笔兼写几个方面:“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说伴奏的“丝桐”(弦乐器)忽停,表示了舞蹈的结束;舞蹈结束,方听得“画角”呜呜,又见看客们因全神贯注于音乐舞蹈,其他音响均不得干入其耳,烘衬出了舞技的超绝,引人入胜:“画角”发于城头,又说明时局紧张,岂止边地沦陷,京畿亦有烽火相照。时代气氛如此,不能不引起诗人深沉的感慨。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这里说的“家乡路断”,并非指山川隔阻,而是指中原藩镇割据,唐王朝边事失利。这既表现了诗人对胡腾儿的深切同情,也暗含了对于中唐国事的叹惋。诗贵含蓄,收尾尤贵意在言外。如果说前面叙事端、写看客、状舞蹈,都能写得精炼而动人的话,那么这收尾四句却更富于余韵远响,具有耐人寻味的妙趣。卢纶盛赞李端:“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词鸾凤惊。”中唐前期,诗歌暂处低潮,“大历十才子”多不擅长歌行。这首歌行,应该是当得起“举世娉婷”的赞誉的。
这首词写美人的姿态。上片写她的妆束:碧兰、轻飘、透亮、垂地的罗衣,真如仙女飘行于云彩之间,与白居易“风吹仙袂飘飘举”意境相似。下片写她的神态:吹箫、折花,含颦缓步,有情无力,完全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眼中的仕女形象,虽无深刻词意,然有美的图景。
贾岛以“幽奇寒僻”的风格著称,这一首羁旅诗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
起句从听觉形象写起。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山村,远远便闻到山涧的潺潺流水声:“数里闻寒水”。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凄冷。而映在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山家少四邻”。这一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相互衬托,生动地渲染出山村的萧索而冷落的氛围。首联点题,作者用淡墨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
颔联,重点描摹山区萧瑟阴森的景象:“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是鸱鸮一类的鸟。这种怪禽在荒漠凄寂的旷野上鸣叫,本来就令人闻而惊惶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下山,山区渐渐暗黑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此刻自然更加感到不寒而栗。这两句诗写声写色,声色均骇人听闻。诗的境界幽深险僻,自是贾岛本色。
诗人从数里外的旷野走向山村,一路行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夜幕悄悄地拉开。颈联转写夜景:“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边烽,指边境的烽火。唐代边烽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指今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月亮高悬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阒静,安谧。这时候诗人逐渐走近山庄。
尾联即写接近山村时的喜悦感受:“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诗人经过萧疏荒凉的山区旷野,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山村人家宅边常种的桑树柘树和茅舍上升起的袅袅轻烟,内心不禁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先前的惊惧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感情。结句“烟火渐相亲”,写得极富生活情趣与韵味。诗人对生活的感受相当敏锐,体验深刻,又着意炼句,因此,诗里的心理刻画也显得细致入微而耐人寻味。
这样,诗的格局便显得有波澜,有开阖,寓变化多样于章法井然之中。
诗的形象写得险怪寒瘦,境界幽深奇异,在中唐诗歌中确实别具一格。明胡应麟推崇“浪仙之幽奇”为“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从风格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评语也说得中肯。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