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晋献公有九子，因听信宠妾骊姬之谗，改立其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即晋文公）出奔蒲，献公命寺人披攻打蒲，重耳越墙而逃，被披追上砍掉一只袖子。晋献公死，重耳的弟弟夷吾继位而为惠公，惠公又派披到狄追杀重耳，重耳再逃，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为晋文公。又遭惠公旧臣吕、郤谋杀。

　　这篇文字写了寺人披——勃鞮（di）向晋文公提供情报、助其避难平乱的过程。勃鞮应是晋文公的仇敌，但是重耳逃亡十九年，历经事件不枚胜数，在不同的过程中，其宽阔的胸襟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应对事件的谋略所预示的必能振兴国家的前景，使各类的人物，在他入主晋国之初，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勃鞮就是第一个。他得知叛乱的确切情报，也认定了即使是不以此觐见，晋文公也能够不计前嫌，最起码是不会杀了他。事情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想，也使他决心投靠重耳。这一起个人恩怨的理智处置，为晋文公赢得了时间，使他能够在紧急的关头避离，最后借助秦穆公镇压了叛军；也为他随后一系列稳定政局的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文中几位主人公，即晋文公、勃鞮、秦穆公、吕甥、郤芮，我讲《阴饴甥对秦伯》一文时，曾有简略的介绍，这里，对他们整体的状况，以及在该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一个梗概的说明。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时他已经成人，很有贤名，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贤士辅助。后来晋献公宠爱骊姬姐妹，准备废掉太子申生，这也牵涉到申生的弟弟公子重耳、夷吾，重耳为避开骊姬的谗害，他带兵离京守备蒲城。申生自杀后，晋献公派兵讨伐蒲城，宦官履鞮——即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勃鞮——率军攻入蒲城，并逼迫重耳自杀。危机中重耳逾墙逃命，履鞮去追捕，却只割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逃到母亲的娘家狄国，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五年后晋献公死，里克杀了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悼子，要迎接重耳为君，重耳斟酌后谢绝了。于是他们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继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畏惧重耳的名望，又派履鞮带领壮士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与谋士赵衰商议，狄国太小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无力辅助他们，决定去投奔齐桓公。重耳与赵衰曾在狄国娶妻，她们是姐妹二人：季隗（kui）和叔隗。辞行时重耳让其妻耐心等候二十五年，如还不回来任凭其嫁人。季隗说：“这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也成材了，放心，我等你回来！”

　　在齐国，齐桓公厚待重耳一行，并选王室的女子婚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齐姜。齐桓公死后，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后来的国君也很敬重重耳，给予他优厚的款待，重耳又很爱齐女，就不顾齐已无力帮助他的现实，再也不愿离开齐国。齐女大义凛然，规劝重耳：“你是一国的公子，被迫害才来到这里，那么多的贤士为了你奔命。你不想回去，为安逸不能回报他们的苦心，我都为你害羞！现在还不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大业？”她和赵衰等商议，借机将重耳灌得大醉，放置车上一行人疾驶，待重耳醒来已经出了齐国。重耳大怒仗剑要杀咎犯（另一贤士，重耳的舅舅），咎犯说：“你成了大事，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重耳冷静了下来，仍然狠狠地说：“大事若不成，我吃舅舅的肉！”咎犯回答：“要是成不了大事，我的肉是又腥又臊，怎么能吃？”

　　一路上，他们途径卫、曹、宋、郑等国，有礼遇也有冷落，最后到达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厚待重耳。过了几个月，晋太子圉逃出了秦国，秦穆公大怒，下决心迎接重耳以帮助他入主晋国。楚成王为重耳分析了形势，力促他依靠秦穆公，厚送他赴秦。见到重耳，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是急于回国的。”重耳和赵衰再拜：“我们仰望君王，如同禾苗盼着春雨！”秦穆公送怀赢等五女给重耳，开始重耳不想接受（因为涉及怀公姬圉），谋臣们说：“他的国家都将属于我们，何况他的妻子！不能只拘小节。”

　　晋惠公死晋怀公继位。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归晋，晋国的大臣多欢迎重耳，只有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不附。秦军渡过黄河，围困令狐，晋军屯于庐柳对恃。后来由咎犯出面，与秦晋大夫会盟，重耳入晋师、入曲沃、入武宫，逃亡在外十九年，即位为晋文公已六十二岁了。怀公圉逃亡到高粱，被晋文公派人刺杀。

　　吕甥、郤芮不愿附和晋文公，谋划在晋文公还没有稳住局势时，率军焚烧王宫杀重耳。其阴谋被勃鞮得知，于是有了下文：

　　吕甥（即阴饴甥，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和郤芮担心被害，就准备孤注一掷，焚烧王宫杀死晋侯。这时宫人勃鞮（寺人：即后世所说的宦官，披：即勃鞮，亦称履鞮）求见晋文公。但是文公派人斥责（让）他，并推托拒绝相见。来人传达晋文公的话：“在蒲城那一仗，君王命令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一夜，你（女：古通汝）是当天就赶到了。我跟狄国国君在渭河边打猎（田，古通畋：tian打猎），你奉惠公命令赶来设计谋杀我，他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三夜，你却第二天晚上就赶到了。虽然是有君王的命令，可你怎么那样行动迅速呢？那只衣袖（祛qu）现在我还存着呢，你赶快跑吧（别等到我后悔，那就会杀了你）！”勃鞮回答说：“我以为您进入国内掌权，就已经懂得了作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若）仍然还没有明了，就还要遭遇灾难啊！对君王的命令必须要专注，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为国君除掉他所憎恶的人，执行者只能是全力以赴。至于这人是蒲人还是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您现在即国君之位，难道就没有蒲城、狄国的仇人了吗？齐桓公能放下被射中带钩的恩怨，拜管仲为相，您如果和他不同（不是胸怀宽阔），那何劳您命令（我走开）呢？要走的人还很多，岂止仅仅是我这受过宫刑的臣子呐！”

　　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勃鞮把将发生的灾难告诉了文公。晋文公秘密地离开晋国，到王城会见了秦穆公。三月底晋国王宫起火，吕甥（瑕：一说是吕甥的封地邑名，但是他原封地应该是阴邑；另说阴饴甥复姓瑕吕）、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就追到黄河边，秦穆公设计骗其进入王城，扑杀了他们。

　　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晋文公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和齐桓公应属比肩，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齐桓公也曾流亡国外，回国即位途中，被管仲箭射带钩，及至管仲被押解回来，桓公却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拜其为相国，奠定了他称霸诸侯的人才基础。重耳即位时所面临的状况和齐桓公类似，百废待兴、政局动乱，而且他已经是六十三岁，能用的时间无多。但是磨难赋予了他智慧和经验，也为他拓展出了博大的容量。在国家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正是这一切，给了他理智、机遇、灵感、对策和最后的胜利。晋文公开始听说勃鞮来，动怒但没有报复，只是劝其逃走——晋文公也是常人，有着人所共有的情感：“别呆在这里了，也许我一会儿越想越恨就杀了你”——胸襟的容量已见端倪，也正是这一表现，才使勃鞮放心了：重耳确是大贤！才讲出了一番大道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晋文公才能涉险无虞。勃鞮的归附，使得晋文公更加明确了，要振兴晋国，必须团结臣民安抚人心稳定政局。秦国的军队，可以帮他打下江山，可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则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借助秦穆公杀掉吕甥、郤芮后，立即颁发赦令：在献公、惠公、怀公时期直至此次叛乱中，晋国官员和其他人等，无论他是否吕郤二人的同党，对其任何作为一律不咎既往，都仍在原位供职。但是晋国上下还是人心惶惶。可想而知，重耳受尽迫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国内的官员大多是反对派。

　　这时小吏头须求见。这个头须，原是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管理一应的财物。在重耳离开齐国的时候，他动摇了。现实明摆着，就凭着这一班人？复国必将是遥遥无期，住在齐国还能安逸温饱，偏偏要跑出来，真是上宾不当去做流浪汉。于是头须卷走了财产悄悄回到晋国。使得重耳两手空空，在曹、宋、郑国备受折难。头须在赦令颁发后——他倒是谨慎，不像勃鞮那样冒险，有赦令在，最少是确保了自己项上的人头——看出了赦令的成效不佳，就仿效勃鞮来见晋文公，说：“你若继续信任、使用我，人们就会认定：‘对战时谋杀他的勃鞮、危难中抛弃他的头须，国君都能任用，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局面就会稳定下来。”晋文公大喜，就仍然让头须为他驾车，也即亲兵，出入都和重耳同行止。这在晋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知道晋文公不计前嫌，胸怀宽阔。使恶意的流言自灭。

　　晋文公打开了局面，秦穆公很高兴，将文赢送来团聚。重耳在蒲城的儿子姬欢，献公征剿时躲入民间，其母死难而姬欢幸免。不久也来都城相聚，文赢认他为己子，被晋文公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晋襄公。狄国国君送来季隗，齐国也送来了文姜。晋文公把她们的事情说给文赢，尤其是文姜大义责难和设计，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文赢十分赞许她们的品德，并坚持让正位给文姜。开始重耳未答应，文赢请求秦穆公帮助，才最后定了下来。

　　“读史使人明智。”从历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应该已经读出应该怎样对待前年的仇敌。个性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出了晋文公的宽容大度，捐弃前仇，化敌为友的胸怀。而寺人披又是随机应变，机智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晋文公，以前自己的攻打对象能够毫无保留的诉说自己所知的情报，体现了待人的真诚，是何等的为人境界！文章虽然不长，但是精简的笔墨描绘将来龙去脉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

　　这首诗语言清新，诗人通过写清明节时的人事和景物，来透露出诗人对盛世的怀念与对现实朝野状况的失望。

　　首联描写自己独伤春，朝与野之人游春、赏春。开头诗人便暗用了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诗意，抒发别有怀抱的诗人的伤春愁绪。诗人在春雨霏霏的阴沉灭气中，内心郁苦愁闷，更由芊芊芳草增添凄迷冷落之情。“蚤是”、“可堪”这两个虚词，构成语意表达的递进关系，将诗人内心的凄楚表现得深长而急切。但是，后面所描写的并不是诗人自己的情态举止，而是朝廷内外游人的赏春之乐。

　　颔联描写宫中清明节的风俗和游乐。韩翃《寒食》诗有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稠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人五侯家。”此诗“内官初赐清明火”句，即描写皇宫内清明节取榆柳火赏赐近臣的节俗。一个“初”字，暗示了此时动乱刚定，朝廷复行旧日礼制。“上更闲分白打钱”一句描写宫中蹴鞠游戏之乐，一个“闲”字，则交代了贵为朝廷宰更却无所作为的状态。

　　颈联描写宫外游春繁盛的景象。在京师郊野的道路上，红色的骏马嘶鸣不已，游春的男子络绎不绝；在绿杨掩映的庭院中，女子们正在欢快地荡着秋千。这里的色彩鲜艳夺目，所见所闻热闹非凡，一“乱”字、一“高”字，都尽显出晚唐时代人们沉湎在纵恣冶游的“世纪末”的狂欢之中。

　　尾联展现身处其间的游人的欣慰。他们觉得如今的热闹喧闹，就像是昔年的升平风光，又可以忘却动乱的痛苦记忆，无所顾忌地享受眼前的快乐。然而，所谓的“升平”却是表象，诗人正是透过这虚假的繁荣，感受到了国势岌岌可危的形势，深藏着浓重的现实忧愁。

　　诗人用冷峻的目光，看似闲淡地刻画长安城清明时分热闹如昔、游人如织的欢快场面，实则暗含着深沉的讽刺、斥责之意，以“游人”之喜乐，愈加反衬出诗人“伤时伤世复伤心”的悲郁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