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
《陈风·株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
此诗之开篇,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出行之际。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胡为乎株林(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从夏南(那是去找夏南的吧)!”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又逼问一句:“匪适株林(不是到株林去)?”应者笑在心里,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从夏南(只是去找夏南)!”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夏南”,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它的锋芒,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
到了第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辚辚的车马,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所以连驾车的马,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到了“株野”就再不需要“从夏南”的伪装,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说于株野!”“说”,一般均解为“停车解马”,固为确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解为“悦”也不为不可。“说(悦)于株野”,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乘我乘驹,朝食于株”——大夫只能驾驹,这自然又是孔宁、仪行父的口吻了。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所以马上笑咪咪凑趣道:“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朝食”在当时常用作隐语,暗指男女间的性爱。那么,它正与“说于株野”一样,又语带双关,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寥寥四句,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变得昭然若揭。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