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首句“四征”指诗人曾奔波于多地任职，而句中“东征”是指这次奔赴明州。第二句表明诗人写作此诗之时已经前去四明赴任，该句也呼应了诗歌的标题“初赴明州”。 本诗第三、四两句对仗工整，浓缩概括了明州毗邻大海、岛屿较多、水源丰富等地理特点。 面对仕途波折，作者未发一句怨诽之语，时刻想着国恩未报，一心报国。 且作者到泉州后，坚守职分，积极开展工作，宣言朝廷宽容政策，积极鼓励百姓进行农耕。
“四征惟是欠东征”，作者抱以乐观的态度，在诗人看来，赴明州做官是他完成“四征”的一部分。并且描写了明州地理环境的独特，表现了他对知明州的期望。
“顶踵国恩元未报，驱驰何敢叹劳生”，结合“顶踵”“何敢叹劳生”等词的理解可知，作者对赴明州做官持乐观态度，且有足够信心，也表现了他不抱怨劳苦的命运，一心报国。
“拟将宽大来宣诏，先趁清和去劝耕”，作者对上任已经有了计划，准备宽大宣讲朝廷诏书，趁天气清明和暖，劝导当地耕种，足以见他对治理好明州的信心。作者将不辞辛劳，竭力报效国恩，为国驱驰，而不抱怨波折的仕途和劳碌的命运。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此诗抒写居洛时留宿南园的感受。先写因园林偏僻，青草生遍，再写久雨初停，夜凉袭人。夜半酒醒，卧对满窗皓月，看万象俱寂，听群动皆息，此时的月下清景如同玉壶冰一般明洁，作者浸润其间，心灵也正一样地明洁，这是诗人借景喻怀。作者一直坚持自己的政见，不肯苟且迎合，以玉壶冰自况正见其高洁品格。此诗艺术上未见特别出色，以含蕴深婉启人深思。
开首两句写时节。时当初春，诗人却觉得春深，是因为置身于偏僻的南园之故。连绵春雨方停，觉得身上衣裳有些难以抵挡这料峭春寒。
中间四句写夜半酒醒。在这雨后添寒的夜晚，诗人与好友相聚，痛饮一番后，酩酊大醉。夜半酒力发散，方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满窗皓月正与他的卧处相对，十分晃眼。沉醉中醒来，再难成寐，于是便游目旁观，侧耳远听，但见万象寂然，群动俱歇。
有心事的人往往如此：狂欢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然而一旦孤身独处，尤其是寂寂长夜难以成眠的时候，心头就会一阵阵地泛起涟漪。此时诗人便正处于此种心境中。他是想起了朝廷中那场关于变法的纷争。当初他在神宗面前与王安石争得很激烈，还给王安石写过两封信进行劝阻，可是王安石不听，皇帝也支持王安石，新法终于推行了，他想：我如此喋喋不休，难道是为了自己？还不是为了社稷、为了君王吗？司马光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进步意义，而他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因此最末两句便道：“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南朝诗人鲍照《代白头吟》中说：“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后人便以“玉壶冰”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以后还有盛唐诗人王昌龄，他用“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来自比喻光明澄澈的品德，然而诗人在这里却说：我只怀疑“玉壶冰”这个比喻，还不足以用来比拟自己的明洁的品性和操守。这最末两句的点睛之笔，表白了诗人的心迹，也向朋友们流露了压抑于内心的一缕淡淡的委婉曲折之情。
此诗虽然寄慨很深，却出之以淡笔，由景而情，缓缓道来，语言显豁，不事藻饰，因而不显得抑塞，而仍有一种清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