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这首词的题目交代了作词的地点、时间,叙写的中心——“会流杯亭”,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南引水入其工程。上片写雨后暮春景物,并抒写了惜春的意绪。开头三句从其南引水入其工程写起:东武其南筑就新堤,郑淇河水开始充盈。其所以由此落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曲水”的水源,对下片来说,真可谓伏脉千里。以下详写暮春景物,先写雨后山冈上花木零落的景象:一场小雨过后,在那浓密的树林中和苍翠的山冈上,红花绿叶,堆积满地。透过字面,仿佛有词人轻微的叹息。以“卧”、“堆”两个动词形容花叶遍地狼藉的状态,以“红”、“碧”两个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借指花、叶,都显得十分形象和精炼。再写“枝上残花”荡然无存,于是向江边追寻春天的踪迹:试问未来还有多少春光?算来不过三分之一。这就是寻春所获得的一个既令人失望又使人略感安慰的结果。因此,词人在描写暮春景物时,也由隐而显地表现了他惜春的心情。
下片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以及对当年兰亭陈迹的感慨。换头“官里事”四句,词人感叹官衙事务纷繁,自然界又多风雨,轻闲而明丽的日子竟没有多少。这是一笔衬托,说明聚会流杯亭是很难得的。以下“相将泛曲水”两句,正面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上巳日与同僚相约聚会于流杯亭,开展曲水流杯的活动,全其百姓都争着前来观光。“相将”句明点词序“会流杯亭”,转到对全词中心内容的叙写,但用墨极其简炼,妙处全在从闲处铺垫以及从侧面烘托。与暮春自然景物相比,“泛曲水”是一道特异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春光大减所造成的缺憾,所以上片所写未尝不是一种绝好的铺垫。“满其争出”句,由充当热心观众的全其百姓渲染出曲水流觞现场的盛况。一个“满”字和一个“争”字,更令人想见万人空巷的热闹情景,以及词人作为州郡长官与民同乐的惬意和自得。另一层烘托则是由眼前景、事所引发的对历史的联想:“君不见兰亭修楔事,当时座上皆豪逸。”显然,兰亭修禊与曲水流杯,当日主盟其事并作序的王羲之与词人自己,众名士(“豪逸”)与众同僚,一一对应,其衬托和比喻之意清晰可见。结尾两句紧承上文,对史事感慨系之:到如今只有长竹布满故地的山岭,而昔日盛事已成陈迹,再也无从寻觅了。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主要是为了慨今,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序》),其真正用意即在于此。它所蕴蓄的是时光易逝、物是人非的沉痛之感,是带有人生哲理意义的。
这年十二月,苏轼离开密州任所时,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别东武流杯》诗,可见上巳雅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北宋亡国,南宋在临安的政权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
然而此诗格调清新。前两句写夏景很传神,也很清澈。没有愤怒也没有呼喊。后两句中,“桑麻行不尽”指作物生长旺盛。“身是太平人”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
时代混乱,陆游为什么如此说呢?可能是看到夏日作物生机勃勃,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生在乱世的烦恼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