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先写道观外貌;颔联诗人想象水精帘内睡美人的姿态;颈联写诗人欲飞上天去,向天帝倾诉自己对睡美人的情感;尾联幻想可以变成一只粉蛾,帖死在屏风上欣赏睡梦中的美人。这首诗由物及人,写景又由外及内,采用烘托、比喻、白描、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来再现无望的情感,笔致曲幽,意蕴丰美。
“镀镊故锦縻轻拖,玉篦不动便门锁”描写女子居所的大门的景象,刻画幽居的特色,以此来衬托女子的心理状态和诗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景象华美冷寂,暗示出女子的身份和生活状态。她一定是位幽居的贵家女子,过着孤寂冷清、与世隔绝的生活。“拖”字貌似悠闲之笔,实际上是通过细节描写女子生活的孤冷;“不动”,烘托出环境的寂静清冷。这两句作用着笔全在于外观,用意全在于大门之内。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鬟鬏”承上句外观,由外而内,将镜头推到卧室。诗人并不直接回答水晶门帘之内正在做美梦的是何种女子,而是宕开一笔,将目光投向盛开的芍药花。在艳阳高照之下,美丽的芍药红光荡漾。诗人不说女子是谁,却借芍药之美,比喻正在眠梦之人的姿容风韵。这盛开的芍药与睡梦中的美女子有着天然的相似点,尤其是那种艳而不妖、美而不娇的姿容,形象生动传神。盛开的芍药还可以正面衬托女子之美,烘托环境的安静。这两句虽然都是实写,暗里却是虚实相生,别出一种韵致;虽是疑问,实为设问,突出美人的风韵。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紧承对芍药的描写,转写抒情主人公的追求与阻隔。“飞香”承上“栏药”。在诗人的幻觉中,那流光溢彩的红芍药似乎摇漾飘散出缕缕芳香,冉冉升天;自己的一腔春思也追随着“飞香”,想上天去一诉衷曲。然而云梯十二,天门九重,既高不可攀,更深不可入。这两句全用幻设之笔渲染追求之殷与阻隔之严。由此又引出了最后两句。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接五、六句无望之申告。这两句是在申诉天帝无望的情况下突发奇想,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相恋之苦,哪知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之后却让人感觉更加无望。充最后两句采用了诗人比较擅长的实虚结合手法来写苦情,比直接表达更有力量。
全篇所写的内容,不过一贵家女子日高尚娇卧未起,而水精帘外的男子,则徒怀想望之情而不能亲近。诗人人不取写实之法具体铺叙情节场景,描绘姿容情态,而是用象征暗示手法,着意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强烈意绪。开头两句写女子所居的封锁幽闭环境,即已暗透难以亲近的意绪。三、四句于“水精眠梦是何人”的设问之后宕开写景,更使“栏药日高红髲𩭝”的景象成为水精眠梦之人的绝妙象征。它既能引发读者的美好想象,又避免了直接刻画描绘极易产生的靡艳,而抒情主人公强烈的想望之情,也因此流光溢彩的栏药而得到更含蓄而充分的表达。“飞香”二句,强烈的想望又进一步发展为执着的追求。“飞香上云春诉天”的想象也极富美感。结尾用“粉蛾帖死屏风上”来象征绝望的相思,并不给人以阴冷之感,而是显示出一种炽热痴顽的感情的力度。这首诗词采华艳、想象奇幻,但没有李贺诗中那种艳中显冷的色调,感情是热烈而执着的。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支小令抒写的是杭州西湖的夏日风光,表达了作者对杭州西湖的喜爱之情。起笔写夏日风光,然后写归途中的趣事,最后通过奇妙的移情,把作者对西湖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新鲜活脱。全曲善于借用前人句意,写得情景交融。
首句“柳扶疏,玻璃万顷浸冰壶。”起笔便是夏日风光:柳枝披拂,碧水万顷月影沉璧。西湖苏堤、白堤上的杨柳一向是最引人注目的。玻璃,形容湖面的明净、平滑。这是晚归的时分,升起的月轮倒映在朝中,比喻为玻璃、冰壶,还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真叫人身心俱适。“流莺声里笙歌度,士女相呼。”在婉啭的黄莺声中,游艇上的游人一片欢歌笑语,青年男女互相呼唤嘻戏。流莺的啼鸣常用来比喻歌女歌喉的宛转、动听,这里是实写,与笙歌相伴,益发动人了。西湖夏日风光如此美好,已令人赏心说目;更有鸟语歌声、士女相呼,真使人神迷心醉。画只能表现出静态的有限的空间和色彩,而不能表现这五音繁会的声音,真是有彩笔也画不出来的。
下面写归途中的趣事。“迷归路,又撑入荷深处。”因为留连忘返,乐而迷路,这样的趣事当年女词人李清照也经历过:“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有趣的是,曲的作者在这里没有去担心“争(怎)渡,争渡”而是沉入了美妙的想象:“知他是西湖恋我、我恋西湖?”不知是西湖恋我,它有意摆迷魂阵让我留连,还是我恋西湖,因我太受它了而不愿离开。看来两种情况都有,正如辛弃疾所写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易山为湖,是再合适不过了。曲的最后通过这样奇妙的移情,把曲家对西湖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更为新鲜活脱了。
本首诗是组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劈空而来,似大潮奔涌,似火山爆发,骇人心目。单看“白发三千丈”一句,真叫人无法理解:白发怎么能有“三千丈”呢?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豁然明白,原来“三千丈”的白发是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愁生白发,人所共晓,而长达三千丈,该有多少深重的愁思。十个字的千钧重量落在一个“愁”字上。以此写愁,匪夷所思。奇想出奇句,不能不使人惊叹诗人的气魄和笔力。古典诗歌里写愁的取譬很多。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按:当作“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白独辟蹊径,以“白发三千丈”之长喻愁之深之重。人们不但不会因“三千丈”的无理而见怪诗人,相反会由衷赞赏这出乎常情而又入于人心的奇句,而且感到诗人的长叹疾呼实堪同情。
人看到自己头上生了白发以及白发的长短,是因为照镜而知。首二句暗藏照镜,三四句就明白写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霜色白,以代指白发,似重复又非重复,它并具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不是白发的“白”字所能兼带。上句的“不知”,不是真不知,不是因“不知”而发出“何处”之问。这两句不是问语,而是愤激语,痛切语。诗眼就在下句的一个“得”字上。如此浓愁,从何而“得”?“得”字直贯到诗人半生中所受到的排挤压抑;所志不遂,因此而愁生白发,鬓染秋霜,亲历亲感,何由不知!李白有“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均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绐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壮志未酬,人已衰老,不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生“白发三千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识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鸣者了。